在近现代书法史上，郑文焯的名字并不显赫，今天很少有人知晓，但他得到了康有为与马宗霍两位大家的极力推崇。康有为通过题跋赞道：“大鹤山人词章画笔医学绝艺冠时，人所共知，惟寡知其书法，今观所自抄诗稿，遒逸深古，妙美冲和，奄有北碑之长，取其高浑而去其旷野，盖自《张猛龙碑阴》入，而兼取《李仲璇》、《敬使君》、《贾思伯》、《龙藏寺》以及《瘗鹤铭》，凡圆笔者，皆采撷其精。华，故得碑意之厚，而无凝滞之迹。”马宗霍《霎岳楼笔谈》以为：“大鹤山人书，结体纯取南碑，而波磔骏发，复兼有北碑之妙，翩翩奕奕，气味直到六朝。简札诗稿，脱手弹丸，对之殊有俊风。余尝藏山人金石拓片题跋墨迹，笔法细如游丝，清丽纤眠，尤为绝品。”

　　康有为、马宗霍二人的赞语各因不同对象而发，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不能直接用来评判本期所刊这副对联，却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该联书法一方面做到了“结体纯取南碑”(如马氏所言)，另一方面又背离了康有为“得碑意之厚”的结论。

　　郑文焯的这副行书联在结体构架上，该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碑书为本，劲健、开张而拙朴;但如果着眼于基本笔画，又将看到除极少数显碑书之痕、方折爽利之外，绝大多数皆吸收了帖学意趣，瘦削流畅，妩媚动人，没有一点儿厚重之“碑意”，这可能是与款署“指墨”有关。反复品味此联书法，忽然想到现代萧劳书法面貌与此颇为接近，不知萧氏是否师承过郑书或受过郑书之启迪。一般书家作对联，款字总比正文流动轻便些，而该联的处理却正好相反，它是款字重拙迟涩于正文，更大程度地弘扬了碑学精神。即此而言，郑氏得到鼓吹碑学的康有为、马宗霍二人之首肯，亦属理所当然。

　　郑文焯(1856—1918)，原籍奉天(今辽宁)铁岭，自署山东高密人。字叔问，一字俊臣，号小坡，别号瘦碧，小字豫格，晚年自号大鹤山人。清光绪乙亥年(公元1875年)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幼承家学，精究小学，通医道，谙音律，工诗词，嗜金石书画成癖，收藏宏博。有多种考辨文字和诗词集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