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1314—1390)明朝开国丞相。字百室，汉族，定远(今属安徽)人。少读书有智谋，策事多中。元末迎谒朱元璋，从下滁州，为掌书记。拜右相国。洪武初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四年致仕。十年复命与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二十三年，以胡惟庸党追问，一门七十余人被杀。

　　从这段介绍，我们不难看出两个情况，一是李善长为朱元璋开国立下过汗马功劳，取得过卓越功绩;二是李善长后来因胡惟庸案被朱元璋处罚，不得善终。

　　李善长，安徽定远人，和后来也做过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按照《明史》记载，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且“法家言”。这种介绍是为了说明李善长既受过一些儒家的基本教育，却又属于那种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受命于天的使命感之人，换句话说，这类人热衷于仕宦和富贵，并且为达目的常常不择手段。从史实看，李善长的确就是乱世中一个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计谋和手腕，希望以此换得功名利禄，并荫及子孙。

　　李善长投奔朱元璋之后，因善于调护诸将，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故一直得到朱元璋重用。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从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其为参议，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他裁决。后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升任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七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他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吴元年(1367)，论功被封为宣国公。吴改官制，尚左，故李善长由右相国改称左相国，居百官之首。曾与刘基等裁定律令。 作为“大总管”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可以说，他为明朝的建立、朱元璋的登基，功不可没。

　　此时此刻，李善长的身份极其尊贵：既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还是是朱元璋的亲家翁。特别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除了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当时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独一无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再安全不过的功臣，拥有三重保护(位极人臣、皇亲国戚、免死金牌)的李善长，在不久后发生的胡惟庸案里，因一句话----胡惟庸在朝时，曾想拉李善长下水，先是托人说服，善长不从;再自己亲自说服，善长依旧不允;胡又拉李善长的弟弟来劝说善长，善长无奈说了一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这句话后来被李善长的下人说了出来，朱元璋便由此定下他的谋反罪。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明史》上的相关记载，就在李善长刚刚被定罪的时候，星相学家“言星变”，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理由来清除他不喜欢的20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皇帝当年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一块废铁……

　　由此看来，只要存在真实的或可能的、哪怕是臆想的，会威胁到皇帝地位稳固，挑战到帝王绝对权威的人和事，哪怕拥有再厚的功劳薄、再多的免死牌，都是无济于事的。 李善长之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