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观评价晚清重臣叶名琛?叶名琛是功臣吗

　　叶名琛(1807年～1859年4月9日)，字昆臣，，湖北汉阳人，清朝中后期著名疆臣，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被称为“海上苏武”。

　　根据清史稿列传记载，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土，授编修。十八年，出为陕西兴安知府。历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二十八年，擢广东巡抚。二十九年，英人欲践入城之约，名琛偕总督徐广缙坚执勿许，联合民团，严为戒备。华商自停贸易以制之，英人始寝前议。论功，封一等男爵，赐花翎。三十年，平英德土匪，被优叙。咸丰元年，歼罗镜会匪吴三，加太子少保。二年，广缙赴广西督师，命名琛接办罗镜剿捕事宜，出驻高州。是年秋，罗镜匪首凌十八就歼，加总督衔，署总督，赴南、韶一带督剿。寻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叶名琛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形象近乎反面。“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史书中的这种评价，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昏聩的咸丰皇帝的个人态度，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咸丰帝对叶名琛的评价陡转一百八十度。在新中国建立后，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叶名琛形象又被刻意丑化歪曲，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作为朝廷能干的大员将，叶名琛知人善任、勤勉政事;作为叛乱的刽子手，叶名琛是令人憎恶痛恨;作为客死他乡有气节和操守的俘虏，叶名琛又值得敬佩和尊敬。

　　首先，我们非常尊敬叶名琛的民族气节。清史稿记载，“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叶名琛在吃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不食异乡粟米而亡，死于印度加尔各答，气节堪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其次，叶名琛善于内政，尤其长于理财。叶氏的祖先叶文机，深谙医学术理，在武汉开有叶开泰中药店，是当地出名的老字号。这种商人的家庭背景，加深了叶名琛对商业和钱财的理解，自从广西太平天国爆发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为朝廷外输军饷以千万两白银计，这不能不说与叶名琛善于治理地方有关。

　　再次，名琛对内征剿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咸丰元年开始，广东治安陷入混乱，义军蜂起，这是同当时时代背景和沿海地区天地会的传统有关。在咸丰四年广东著名的洪兵起事中，广州仅有一万五千兵勇，居然抵抗了二十万人的进攻，守住了广州城，并最终将洪兵逐出境外，作为总督实际操控局面的叶名琛，他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叶名琛曾经深得咸丰帝宠信，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八九年，是同一时期中惟一长期担任督抚而又不断被加封的地方大吏。“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这要归功于叶名琛深谙做官之道以及在广东地区各种叛乱、起义时果断坚决。在广东红兵变乱的高峰期，叶名琛亲自勾决犯人，一天中有时竟然义军俘虏近千人，而平常则“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了”。1855年的六、七、八三个月中就有七万五千人被杀。刚从美国回来的容闳写道，“天啊!这是一种什么景象!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等待掩埋，但却并没有任何准备清除的迹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渗透，散发出污秽恶臭的气味，以致周围两千码左右，都被笼罩在这种传播瘟疫的浊气之下”。

　　叶名琛明白没有不断的“剿匪”业绩，官位的基础就不牢靠，即使在广州城不断被英法联军攻击的情况下，向咸丰帝奏报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战报。“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按照以往的经验，英法攻城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只要假以时日，危机会自然烟消云散。在英法联军的几次攻城中，叶名琛都坚信：“……必无事，日暮自走尔!”“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

　　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世界形势。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路途遥远，在当时航海和武器技术条件的限制下，英法列强还没有对中国形成绝对优势，因此更多地采用了相对和缓的外交手段。咸丰初年，欧洲形势突然紧张，随后爆发了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列强在此期间无暇顾及遥远的东方利益。1856年3月，各交战国签订了巴黎和约，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战败了。英法必然转身谋求在中国的更大利益，如果不做出能让其满意的让步，战争不可避免的。

　　弃国而逃的咸丰皇帝将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叶名琛，讥为“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总督，实际上是在转移视听，找了个替罪羊。澳大利亚籍学者黄宇和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中做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子汤虽不完全赞同书中观点，但认为其中很多论点还是很有道理的。黄宇和先生在书中逐条回应了12字的定评：“不战”，其实是无兵可战，正规军正在讨伐洪兵，非正规兵由于无薪可支，多数已经解散;“不和”，是的，一直不和;“不守”，守的，当然犯了不少错误;“不死”，未必，他可能就是自杀的;“不降”，是的，不降;“不走”，是的，没有走，更准确地说，是不能走。

　　当时双方军队的差异已经大到无法一战的地步。当时广东清军大量装备冷兵器，少数火炮也远不及英法先进。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装备300英尺射程的滑膛枪，难以抵挡英法联军1200英尺射程来复枪的打击，陆军最终在人数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被击败。清军与英法军队的不对称远远大于俄军和英法联军之间，海军、火炮、步兵武器，双方的差距相当于中世纪的欧洲军队在同十九世纪中期的欧洲军队作战，几乎可以视同正规军平民。随后的天津军粮城之战、通州八里桥之战便是这种战斗结果的推演，而中方的军队换成了对当时步兵具有更大威胁的八旗精锐骑兵。

　　至于有人指责叶名琛没有搞人民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这只能叹息这样的人根本不懂广东当时的历史形势。咸丰四年几十万洪兵围攻广州佛山等地，这些人是谁?不就是现代人划道出来的要发动的人民群众吗?刚刚用武力好不容易下去，谁敢再把他们武装起来，即使叶名琛有胆子这么做，朝廷也会坚决阻止的。1848至1858年十年间，广东境内大小战争不断，经过了长久变乱的广东人，生命朝不保夕，人心涣散。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时，仍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旁出售水果给舰上士兵;1860年的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英法联军除了正规军外，还包括了从香港和广东征召的苦力运输队伍两千五百人，“英人既败于天津，复自粤东募潮勇数千人”。从1858至1861年，百万之众的广州人民在五千英军的统治下，虽有零星反抗，但基本上服服帖帖做了三年英国臣民。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叶名琛即使想也发动不起人民战争，子汤不知把谁架空过去就能当场有良策御敌于国门之外。

　　客观地看，叶名琛有着很多的无奈，站在当时最理性的角度，莫过于以外交让步谋求和平，争取时间变法强国。但是即使叶名琛有这般见识，他能做得了主吗?当时有一幅挽联：

　　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

　　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对于这样一位功过混沌、史说不清的历史人物，我们真觉得难以下笔。爱国、有气节;精于官场，老练持重;心狠手辣，残忍嗜杀;权倾两广，压制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