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员是怎样当官的?为何说他们敢当天下事
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觉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定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和平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没有从根本得到实现;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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