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九年(626)六月三日夜，秦王李世民带兵入玄武门，诛幼弟李元吉，杀皇储李建成，废长夺嫡，入主东宫。

       这就是震古慑今的玄武门之变。这样的大手笔并非李世民的个人智慧所能书写，秦府十八学士为此宵衣旰食、匍匐案头，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武德三年，秦王平定王世充归来，高祖一时高兴，“以李世民为天策上将，设天策府，置官属”，李世民抓住了这个机会，开文学馆，延纳当时英俊，秦府十八学士应运而生。十八学士的人员构成很有代表性：心腹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儒士学者，如陆德明、孔颖达;能对李渊产生影响的，如苏世长、颜相时;代表地方宗法势力的，如士族首领李守素。这些人多数是隋朝旧臣，或出于洛阳王世充的旧部，如今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李世民是个舍得投资的人，除了食有鱼、出有车，十八学士一律配享五品俸禄，又命当时的著名画师阎立本为他们画像，“藏诸凌烟阁，留待后人看”。这一段风流闲散的日子并不长久，李世民跟他们谈论了一阵子文史，研讨了几次经籍，很快把“争嗣”的主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面。李世民习惯于“夜办公”，常常是闻鸡即起、深夜问计，十八学士只好“更日值宿”，以应人主的不时之约。这些人中间，数司勋郎中杜如晦、考功郎中房玄龄最得倚重，房“善建嘉谋”，杜“临机能断”，王朝马汉，一哼一哈，在李世民篡嗣夺嫡的斗争中数出奇计、力挽危局，立下了盖世功勋。

       玄武门兵变不久，李渊逊位，李世民新登大宝，开创了余响千古的贞观之治。新时代来临了，大唐官僚制度开始了新的运作，十八学士的最后出路成为唐太宗心头的一块难解之结：弑兄夺位不是一段光彩的历史，倘若皇帝原是一个偷儿，大臣又是偷儿的帮凶，那么万民之口流蜚成川，岂非洪水滔滔?皇帝有夜间磨牙的习惯，股肱大臣却是曾经睡在床铺对面的兄弟，那么“天颜既凋”，天威焉存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贾雨村式的阴暗心理消耗了李世民的大半聪明。

　　李世民史称“英主”，搞平衡术也是别出心裁。至贞观二年，十八学士全数加官封爵，房玄龄、杜如晦位列尚书省左右仆射，其尊荣显贵，极一时人望。

        非常蹊跷的是，他竟在身边安插了一个李建成的旧臣，特许他参知军机、风闻言事，每有奏议，“辄和颜嘉许”。此人就是历史上享有“直臣”之誉的魏征。李世民的黑哨一吹，十八学士看到了一张醒目的黄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夹紧屁股做人吧，可别让魏征逮住了你的尾巴!秦府文学馆鹄立在初唐的斜阳西风里，阶前碧草，凋尽了昔日的芳华。贞观三年冬，杜如晦抑郁而死。房玄龄兔死狐悲，怀旧伤情，佝曲的背脊从此就没有挺直过。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房玄龄用了毕生的精力参与着、维护着、奉献着，但要论起治国的政绩，竟是“游龙过江，无迹可寻”。房玄龄是聪明的，长期以来混迹政坛，惯看水生风起、云卷云舒，他是懂得一点黄老谦退之术的，宁可做缩头乌龟被人遗忘，也不愿稍露“圭角”使人心生怵惕。无声无臭的日子飞快地过去，房玄龄的国史编修初见成果，他临深履薄的政治生涯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贞观十年，李世民违背祖制强索《太宗实录》御览，战战兢兢的房玄龄只能放弃原则，把武德、贞观两代的“起居注”呈送御前。李世民翻阅细目，一眼就看到了“玄武门之变”，不禁雷霆震怒，指着房玄龄的鼻子大发天威：“狂奴故态!何欺吾太甚也!”房玄龄铩羽回乡。自此，十八学士的身价一落千丈。

       贞观十二年，太子左庶子于志宁遭太子李承乾刺杀。于志宁侥幸未死，称病不朝。次年，他的母亲去世，解职丁忧。三年期满，他的父亲病故，继续丁忧。贞观后十年，能说会道的于志宁竟没有上疏言事的记录，他的话语功能完全丧失了。十八学士中，李守素是闭口不谈政治的谱牒专家，他在山东世族里有相当的号召力，当初李世民把他请进文学馆多半是出于“统战”的需要，现今江山已定、天下大治，“统战”的事情搁置一边，他就被遗忘在淼如烟海的谱牒文献里。贞观十二年，李守素受命重订《氏族志》，李世民了无意趣地审阅着志稿，发现山东李姓竟列于皇族同姓之前，鼻孔里哼了一声，按下奏表，再无下文。翌年，李守素一连三个月没有领到薪俸，感觉到秋凉渐浓，寒流袭至，旋即交了一份辞呈灰溜溜地卷起铺盖走人了……十八学士平静地退出了初唐的政治舞台，就像风扫落叶，了无痕迹。这中间，惯于“面刺君过”的魏征始终保持着沉默，也许魏征的存在，仅仅是初唐政治的一种特殊需要——贞观十七年，魏征刚刚去世，唐太宗就把他的墓碑给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