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统治时期吏法非常的严酷，加之汉武帝生性残酷，因此在统治上也多用严刑惩罚犯错之人。严刑拷打必多冤狱，就连司马迁这样的清官也没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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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之所以被处以宫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太耿直。当时李陵因为被单于围困而导致弹尽粮绝，无奈之下只好投降匈奴，成为了战俘。汉武帝为此大怒，墙头草般的群臣也来不及继续恭维李陵，转而纷纷进言对李陵表示不耻。汉武帝问想听太史令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却耿直地说，李陵向来是个勤谨奉上，宽仁待下，忠君爱国的好将士，怎么可能说投降就投降，他可能心里还想着，哪日能够回归朝廷，再为国尽忠。司马迁说的违逆了汉武帝的意思，于是汉武帝就把司马迁打入了铁牢。

　　后来，汉武帝派公孙敖去匈奴接李陵，公孙敖无功而返，怕汉武帝怪罪，公孙敖诬告李陵正在匈奴练兵，要奉单于之命进攻长安。汉武帝信以为真，盛怒之下下令杀死了李陵一家妻儿老小，为李陵说话的司马迁也因此受到了牵连，按律当斩。但是汉朝当时可以以宫刑代替死刑，司马迁心中还有宏伟的理想，背上还有祖辈们的遗愿，因此司马迁选择了接受宫刑，保住了性命。

　　也正是司马迁这个选择，后世才得以看见《史记》这部经典的巨著，司马迁忍辱负重，承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完成了这部著作，是中国人之幸。

　　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最早要追溯到公元前104年，这个时候司马迁就开始写《太史公书》了，《太史公书》后来被称为《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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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早年间就在全国各地游历，收集各地的风土人情，从当地百姓口中去了解古事旧闻，之后又受学于孔安国和董仲舒。司马迁具备写作的能力，又有写作的素材，因此早早就开始写作了。

　　但是谁的人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司马迁的也是。公元前98年的时候，意外出现了。当时李陵自请五千兵马出击匈奴，战败被俘，汉武帝对此非常生气。汉武帝问司马迁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司马迁说李陵孝敬父母，又忠君爱国，投降是无奈之举。于是汉武帝就把司马迁给打入天牢。之后李陵投降匈奴的时候被公孙敖“坐实”了，司马迁也受到了牵连，被处以宫刑。

　　受此大辱的司马迁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更加奋发图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史记》的创作中去。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等书籍，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自己去当地调查取得的一些资料为材料，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认真的摘选，去掉了那些没有根据的传言，对无法证实的事情保留态度，或者附上多种说法。前后总共经历了一十四年，司马迁呕心沥血最终完成了这部史学著作《史记》，也留给了后世留下了一份无价的文化瑰宝。

　　后人对司马迁的评价

　　司马迁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倾尽一生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这部著作的完成过程并不顺利，司马迁为写书先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撰写过程中又获罪受宫刑下狱，可以说《史记》是他毕生的心血。那么后人对司马迁的评价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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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杨雄曾著《法言》一书，书中写到“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因此也成为了第一个赞颂司马迁实录精神的人，他提出的司马迁据实记录人物和司马迁钟爱奇才的观点也被人们所认同。班固是一个系统评论司马迁的历史人物，在班固的《汉书》中，班固专门做了一篇《司马迁传》，文中写道“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很好的赞扬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纪实精神，令后人叹服，而司马迁的纪实精神也成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文人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在他看来司马迁的文学风格是“雄深雅健”。韩愈也曾说过“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表现出韩愈对司马迁的崇敬。宋元时期，马存和郑樵也先后对司马迁发出赞叹，其中马存主要是赞叹了司马迁的壮游，他说司马迁“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因此司马迁的文笔或奔放浩荡，或深沉含蓄。南宋史学家郑樵则认为“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司马迁的评价之高。

　　明清时期的金圣叹、钱谦益、章学诚、赵翼和梁启超都先后对司马迁作出评价，其中金圣叹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知己，他对《史记》的探讨独树一帜。赵翼称司马迁为“史家之极则”。而梁启超则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并对《史记》做出极高评价，并说“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到了近代，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也提到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郭沫若更是赞赏司马迁的才华，他曾为司马迁祠题写碑文，写道“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而翦伯赞更是认为司马迁是我国史学的开山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