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政变和军事冲突，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因为魏国文字和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4]，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又如《竹书纪年》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可能是指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郑(今天的陕西凤翔或华县)地区清晨时发生的日全蚀，可据此推定周懿王元年的真实年份(也有学者对这个说法存疑)。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指出今本纪年中的周幽王六年(前776年)日食出自《诗经·小雅》“十月”和《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日食”，本是周代的无年代日食纪录和唐代以前的计算结果。

　　记载

　　《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

　　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附一《束皙其人》：

　　束皙：晋代学者，“二十四史”之一《晋书》的《帝纪》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据载，他是当时多闻博识而精于古文的学者，他生性恬淡，不慕名利，曾作《玄据释》以拟《客难》，从不拿学问作为争取荣华富贵的工具。因此，其学术造诣颇深，他撰写的《七代通志》、《三魏人士传》、《五经通论》、《发蒙记》等鞯著作，均被后世学者推崇备至。

　　附二《束姓来历》：

　　从《晋书·束皙传》记载考证，束姓是西汉高士汉疏广是后裔。王莽末年，疏广的曾孙孟达，对王莽篡政不满，莽“立新”后，孟达避难逃至东海沙鹿山，改姓束，自此出现了束姓。望族居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县)。束姓名人还有：宋代有枢密都承旨束嘉，元代有画家束宗庚，明代有清官万载县令束清。

　　附三《汤饼赋》：

　　晋代束皙的文章《汤饼赋》曰：“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凝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气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瞧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干咽”。

　　汤饼，如今叫面条。汉刘用《释名》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蒸制者日“蒸饼”，煮制者日“汤饼”或“煮饼”，炸制者日“油饼”，还有一种从西城引进的烤制饼，称胡饼。至晋时，汤饼已有成细条状的了。束皙之《讲赋》中描述下汤饼的情景：“于是火盛汤涌，猛气蒸作，振衣振裳。握〔溺字换成提手边〕拊搏，面弥高于指端，手索遇而交错，纷纷驳驳，星分雹落。”束皙称汤饼“弱如春绵，白若秋练”。后庚阐《恶饼赋》有“王孙骇叹于曳绪，束子赋弱于春绵”之句，傅玄《七谟》有“乃有三牲之和羹，蕤宾之时面。忽游水而长引，进飞羽之薄衍，细如蜀茧之绪，靡如鲁缟之线”之说细如蜀茧之绪，靡如曾缟之线，实在已经很细了。

　　经过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音读“否标”)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非常不甘心，于是，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随手将竹片扔了。

　　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谁知这几车竹片，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竹书纪年》。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遗址

　　在河南省新乡市汲县县城(现卫辉市)西南10公里，孙杏村乡娘娘庙(村)南，另一说法在辉县市西南赞城镇大梁冢村(大梁冢即魏安釐王墓)。因墓地在汲得名(汲县古称汲郡)。为战国时墓冢。共七处(自东到西按天、地、五行编号)。西晋太康两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3号“金”字墓，得竹书数十车，经束晳整编出《竹书纪年》一书，是中国最早(学术界一直有争论)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曾为中国文化史四大发现之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如今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