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繁荣有哪些因素?北宋是如何创造这种奇迹的?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之后，宋朝于公元960年统一了中原大部分地区，史称北宋。北宋自开朝直至1127年灭亡，历经九位皇帝，国祚传承167年。不同于其他皇朝的是，北宋自始至终始终富庶，并在某些经济领域保持了长期的记录，直至清朝全盛时期才被赶上。并且这种富庶在北宋灭亡后，继续被金朝和南宋所继承。

　　被世人诟病“积贫积弱”的宋朝确实羸弱，面对辽夏金的攻势，大多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之下。但若说宋朝积贫，则言过其实，虽南宋和北宋合称宋朝，但北宋对经济繁荣的促进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本文重点探讨北宋的情况。那么北宋是如何在五代十国的混乱基础上，开创了封建社会中经济繁荣的奇迹呢?

　　吸取历史教训，推出重商轻武国策

　　北宋的富庶，源于朝廷政策在经济层面的开明，而这种开明政策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出现，虽然从唐肃宗到唐宪宗的60多年里，大唐帝国的中枢逐步压制住了藩镇势力，但却因此耗费巨大。巨额的财政负担最终引发民怨四起，农民起义爆发，成为压垮大唐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各处节度使形成事实上的割据状态，到白马之祸时，五代时期正是来临。

　　唐朝曾对地方上的军人专权进行过干预，甚至曾让宦官从当监军使，以此来监督地方将领的动态。然而宦官群体内，素质层次不齐，更曾引发宦官掌兵专权的局面。五代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郭威、赵匡胤等人更以兵变上位，兵权成为各路诸侯唯一倚重的政治资本。这样的历史背景和亲身经历，让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忌惮万分，为此于深度参与策划陈桥驿兵变的丞相赵普制定了一系列重商轻武的国家政策。人们或许会奇怪，为何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那么多高级将领会如此配合而不反抗。其实一方面是赵匡胤只是夺取了他们的兵权，但一旦发生战事并不会完全将他们弃之不用，依旧会让老将出征;另一方面则是宋朝给予了这些将领大量的金银田宅，足以支撑起一个家族的崛起了。

　　边疆相对安宁，战争开支小，贸易环境稳定

　　五代时期，后唐大将石敬瑭遭到皇帝猜忌，于是起兵造反意图篡权谋逆。石敬瑭为了获得已经崛起的大辽支持，帮助自己登基称帝，便许诺割让幽云十六州，并向大辽进攻。辽国笑纳之后，北地由此失去防御屏障。然而辽国在接纳农耕地区幽云十六州后，其草原政权属性发生剧变。只占据辽国很小一部分的幽云十六州，人口占据辽国六成以上，其农耕税收极大的维持了辽国朝廷的财政稳定。辽国为了应对这种新局面，开启了南北两院制度，形成了游牧农耕二元统治模式。在这种统治逻辑下，辽国为了维护幽云十六州等与北宋接壤的农耕地区稳定，内部主和派始终占据上风。

　　中原历朝历代，均需面临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成为北境顽疾。然而宋朝的北疆自从檀渊之盟后，因商贸往来频繁和辽国统治逻辑的变化，维持了百年和平。草原上确实会出现一些新兴崛起的好战部族，但这些无序的游牧部落终究无法成事，因为辽国因其自身的草原属性，会定期到草原扫荡一番，消灭这些可能威胁辽国统治的势力。有辽国在北方守着，北宋自然不用头痛草原民族了。边境的安宁，以及宋辽两家对商贸的共同需求，刺激了经济的大规模发展。

　　货币经济的繁荣与东亚贸易圈

　　檀渊之盟要求北宋每年需要向辽提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需要开通自由贸易互通。这其实是草原民族始终梦想的事情，漠北草原在中原割据之时，可以和中原交换自己急需的物品。但如若中原统一拥有了货物的定价权，则草原部落就会被迫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才能与中原进一步争夺商贸话语权。辽国通过条约获得了战争原本的目的，并且还附加了颇具政治意义的岁币条款。然而自由通商意味着整个辽国被纳入经济强势的北宋经济体系之内，岁币的流入更打破了辽国的货币体系。辽人只认宋币而不认辽币，这让对经济没太多概念的辽国居然最终放弃了铸币权，全国同行北宋货币。至此，以货币为纽带，漠北草原与白山黑水间均成为宋朝经济覆盖范围。

　　唐朝时，中原的经济中心就缓慢南移，朝江南和蜀中两个方向推动。到了北宋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规模已经十分巨大。江南地区临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倚重远超传统的路上丝绸之路。于是大量宋朝铜钱通过商船流向海外，从东南沿海到日本列岛、南洋群岛一线，居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环绕中国的货币共同体。东洋、南洋地带也因此成为宋朝经济的覆盖范围。钱币的大量外流使得宋朝本土货币不够用了，尤其是远离漠北和海外的巴蜀一带，为了保证货物的稳定交易，商人们联合担保发行了各种纸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此诞生。

　　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技术大爆发

　　前面提及北宋的强势经济，形成了一个囊括整个漠北和东南海域的大宋经济圈。那么为何北宋能够形成如此强势繁荣的经济体系?仅仅依靠统治者重商轻武的政策就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吗?其实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成为经济繁荣的因素，甚至是主导因素。由于北宋后期对商税的依赖，朝廷的重商主义政策得以持久进行。唐朝前期由于延续的是北周时期符合周礼的兵民一体制度，采纳的是府兵制，对户籍的管辖十分严格。唐朝城池里做生意，是需要在“坊”内指定区域进行的。然而唐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府兵制基础不复存在，募兵制开始实施，这样收税就成为朝廷严管户籍的唯一理由。可是宋朝从一开始就不太看重因战乱而稀少的农业税，因此也就放宽了对社会组织结构的压制。“坊”这种制度因此也被取消了。

　　朝廷不再对社会进行紧密控制，民间贸易因此变得极为发达，各种细分行业由此诞生。百姓的富足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第三产业的出现。不仅是金融行业发达，北宋的手工业同样迅速崛起。航海造船、医药、大型工程建设、农艺，这些很早就曾在中国流传但社会地位低下的行业技术，在宋朝集中爆发。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对工匠的尊崇，刺激了行业经济的发展，行业经济的繁荣又反过来为技术发明推广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宋朝没有其他封建朝代重农抑商的举措，儒生科举失败后往往转而经商，武将文臣皆不会觉得经商有辱门楣，这客观上为商业领域提供了大量精英人才，亦是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综上所述，宋朝，尤其是北宋得以迅速完成经济体系的繁荣，既有历史经历的刺激，又和当时的经济重心变化、地缘格局等因素有关。当东亚大陆各国财政收入皆需依赖商税之时，这种繁荣得以持续。然而过分的轻视武力，居安而不思，这样的繁荣终会消亡。女真人蜷局东北一隅，始终遭受辽国欺压而未能分享这场经济实惠，最终崛起推翻了辽与北宋，常使后人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