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盛世”有三大危机?盛世之下藏着哪些问题?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帝王。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汉武帝倚仗祖宗四代先人积累下来的雄厚国力，他开拓疆土，彻底解决了匈奴问题，并将汉朝推向发展顶峰。

　　但汉武帝“盛世”之下却潜藏三大危机。

　　一是土地危机。汉武帝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他征收全国的田租赋税，用来作为官吏俸禄和开支，称为“天下经费”，由大司农(秦称治粟内史)掌管。一切山林、川泽、陂池、苑、商市、铸钱的收入，都归皇帝私人收入，称为“私奉养”，由少府掌管。此外，还经常没收罪人的土地、奴婢做为财产。贵族、官僚有一部分是有高爵的“封君”，他们除享有皇帝封给的租税之外，还直接买占土地、奴婢。

　　原来随从刘邦征战过的中下层军官，由于受到的“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皆复其身及户，勿事”优遇，大部分迅速变成新的地主，成为土地兼并者。至于刘姓宗室，功臣后裔，六百石以上官吏及其族属，都尉以上军官及家属、博士官弟子、乡三老、孝悌力田，家有车骑一匹的富户，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免赋免徭。

　　这些拥有大小特权的群体，经济势力自然膨胀的很快。至于一般豪强地主，在轻徭薄赋政策之下，也迅远发展势力。他们出租土地，收取十分之五的租，成为“以武断于乡曲”的“豪党之徒”。商人也出来凑热闹，所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出现了许多大盐铁商，这些货们囤积居奇，乘时逐利，交通王侯，勾结官吏，操纵谷价，放贷取息，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

　　当时普通农民群众，五口之家耕种约百亩的小块土地，西汉田租名为“什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看着不高，实际还有口赋、算赋、更赋，都要出卖谷物变钱交纳，折算下来已达到农民年收入的十分之五。终年劳动所得除交纳租所剩无几，还得服兵徭服役。

　　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男子要服兵役二年，一年为正卒，守卫都城;一年为戍卒，戍守边境。服役者的一部分服装、武器都得自己掏钱置办，朝廷是不管的。

　　当时物价还奇高，比如作为重要生产的耕牛，一头值千余钱或高达数千钱，马就更贵了。老百姓必须贱价出卖谷物而用高价买进耕畜、农具和其它必需物品，所以要扩大生产就十分困难，即使维持原有水平也并不容易。

　　许多农民在沉重租赋压榨之下，又加水早灾害袭击，高利贷盘剥，所以往往遭到“卖田宅，子孙以偿债”的命运。破产农民为了糊口，不得不依附于豪强地主，变成佃耕农民或佣耕者。郡县官吏畏惧大家，不敢督责，又要粉饰治绩，就把减少的租赋额摊加在尚未破产的编户农民头上。租赋愈沉重，逃亡者则愈增多，逐步加快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和人口趋势。

　　二是奴婢问题。西汉时官私奴数量很大，官奴婢多来源于被没收的罪犯家属，私奴婢主要来源于破产农民。他们迫于赋税、天灾，将自己子女抵押给债权者，无力偿馈，结果人就被拉去卖了，变成奴婢。也有被人略卖为奴婢者(属于绑票一类性质)。

　　当时有公开买卖奴婢的市场，所谓“置奴妽为市，与牛马同栏”。贵族、官僚及一般地主、商人家中奴婢以千百计，被用来从事家内服役、农田生产手使作业，以及其它杂役和贩运经商。

　　汉代法令规定禁止掠卖人口为奴，主人不得随意杀死奴婢，杀奴须经官府核准，但规定归规定，实际上奴婢生命并无保障，往往被杀了也没人管。随着破产农民沦为奴婢人数增多，影响经济发展和朝廷赋税收入，成为西汉时期的严重社会问题。武帝时董仲舒就主张“去奴婢，除专杀之威。”不过说说也是白说说，没有任何实际措施和效果。

　　三是财政问题。汉武帝统治时期，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战，打仗就是烧钱，战端一开，花钱如流水，所以开支巨大。汉武帝作为皇帝，肯定要吃好点，穿好点，没事还要多纳后妃老婆，老婆多了就要盖房。所以从前一一五年(元鼎二年)起，大事修筑豪华宫殿，继柏梁合之后，又修建规模更大的建章宫，宫中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为了长久享受当前美好生活，汉武帝十分注意身体健康，要求创造医学奇迹，长生不老，所以寻神仙，求仙药，也费了大量财物，武帝为了寻求神仙，赐方士栾大僮千人，金十万斤。此外，旅游、祭祀、给朝臣发奖金和薪俸，都需要大量金钱，每年所需槽粮由汉初的数十万石增到数百万石，增加十倍不足。财政开支浩繁，五六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对富，几乎全被消耗掉，因此造成财政空虚。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库空乏，大汉经济官员们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措旋。首先增税，加口赋为二十三文，并改从三岁起征，将原来自由经营的盐铁、酿酒、铸钱，收归国有经营，还对舟、车、牲畜都规定了征收捐税数额。

　　其次是发行高面额货币。推出皮币、白金三品等大面值巨额货币。为实行这些财政措施，武帝任用当时的大盐商东郭成阳为大农，大铁商孔仅、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为侍中，主管其事武帝虽任用一些大商人为官，打破汉初以来禁止贾人仕宦为吏的规定。

　　第三是进行官倒。前一一0年(元封元年)，武帝又采纳大农中丞桑弘羊的意见，实行平准均输制度，分遣大农部丞数十人至各郡国设立均输官，让他们利用各地缴来的租赋财物，像商人那样进行转手交易贩运。

　　又在长安设平准官，总管全国各地均输官运来的赋物，除去封建统治集团所需之外，均用来从事官营商业活动，“贱即买，贵则卖，以之营利，说白了。

　　第四是卖官鬻爵。卖爵与赎爵是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办法，因为历来想当官的人太多了。前一二三年(元朔六年)，武帝设置武功爵十一级，低级可以免除徭役，高级可以授予官职，买官条件也大大放宽，甚至用一群羊都能还来一官半职。犯了死罪也不用怕了，只须交纳五十万钱即可免死。

　　武帝新经济政策实行的结果，大大弥补了大规模用兵开支的不足，和为他本人的宫廷侈奢提供了经济来源。但与此同时，在兵徭负担已异常沉重的情况下，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

　　强盛的西汉封建王朝的统治危机，到汉武帝晚年已经开始表现出来。大规模战争中的兵役、徭役、赋税是人民最沉重的负担。《史记·平准书》记当时征发兵福的情形是：“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干戈日滋……中外骚扰。”加上武帝的财政经济政策的实行，使人民处境更加恶劣，不满情绪普遍增长。大约到前一OO年(天汉元年)后，流民愈益增多。前一O七年(元封四年)，关东流民已达二百万口，其中无户籍者四十万，大批农民已经脱离了编户的封建控制，同时在各地又发生了骚动和起义。

　　东方的骚动和不安也渐渐波及三辅一带。在武帝所居的建章官中，据说也发现了刺客。当时长安聚集着许多方士神棍巫婆，宫女和贵族们多信奉巫蛊。正值武帝在病中，宠臣神棍江充因与太子刘据有矛盾，遂讹奏帝疾是巫蛊作祟。武帝命充为使者进行察治，察治结果，据说在太子据床下掘得木人。

　　太子没处说理，恐惧之下乃矫诏发兵诛江充。武帝命丞相刘屈鳌统兵，双方战于长安城中五日，死数万人，太子败逃后自杀。这是前九一年(征和二年)七月发生的事。巫蛊事件增加了不稳情势，迫在眉睫的统治危机追使武帝不得不考虑对策，以挽危局。

　　前八七年(征和四年)，汉武帝颁下著名的罢轮台屯田诏的罪书，也就是自我检查，表示过去兴师远征是自己的过失，以后要停止用兵取“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务本劝农，无乏武备而已”的政策，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并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意“思富养民”，任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以提高农业产。又废除了“告缗”令。武帝作了这样决策上的重大改变后，也在前八七年(后元二年)死去。

　　武帝死后，前八六年(始元元年)，少子刘弗陵(七岁)即位，是为昭帝。根据汉武帝遗命，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石单)、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弘羊，共同辅政。基本上遵循武帝罢轮合屯田诏书精神主持国家政务。霍光掌政后，几次让昭帝下减免赋役田租，以苑囿土地贷与贫民，削减槽粮数量。这些缓和政策实行的结果，使流离人口渐渐归还乡里，使农业生产又有些恢复。

　　前七四年(元平元年)，昭帝死。光迎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因不受光约束被废，又立武帝曾孙刘询(太子据之孙，十八岁)，是为宣帝。在经济上仍执行缓和政策，继线以公田假与贫民，减口算赋三十钱，降低盐铁价。他由于昭、宣时期这种缓和政策的实行，遂使度动摇了的西汉封建统治又暂告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