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汉族士子“仕”“隐”难选择!内心的苦楚谁能体会?
清初汉族士子“仕”“隐”难选择!内心的苦楚谁能体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明清易代,神州再度陆沉。从心理层面来说,士人的心理受创最为深重。
入仕满清、夹缝求存的士子和贰臣,相比死难者和遗民,在人格气节上处于最艰难的境地。他们身居朝堂,却对清廷有疏离感,时刻彷徨在仕与隐之间。
我们管窥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状元傅以渐,他官职升迁不断,却屡次要求隐退,正是此种矛盾心理下的产物。
狭隘民族政策让汉官心生芥蒂
清朝入关,一开始声称要替明臣民报君父之仇。
但随着军事的节节胜利,政策由最初迷惑人心的“吊民伐罪”,转变为消灭所有的汉族反抗者。
特别是消灭南明弘光政权与李自成大顺军后,摄政王多尔衮开始改变怀柔政策,肆意推行“首崇满洲”,意欲同化汉族的压迫政策。
《孝庄秘史》中的多尔衮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多尔衮重新下达严酷的剃发令,让大部分在朝汉官心存芥蒂。
引起汉人极大反抗的剃发令
顺治三年皇帝殿试贡生,山东聊城考生傅以渐在策论中颇为大胆地提出满汉互相学习的论点,便是针对清朝民族压迫有感而发,意图调和满汉矛盾。
民族高压政策下,不仅烈士遗民大量涌现,就连入仕清廷的汉臣,也面临“疏奏不能尽陈,封章不敢频渎”的困局。
一些有血性的汉臣,在谏诤无效后,纷纷离朝回籍,形成清初汉官“托故告归”潮流。
“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之人,亦产生名节有亏之感
他们除了政治失意外,更多的是良心不安。这股“托故告归”的势头,一直延续到顺治中后期。
明末“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起初“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没有丝毫臣子气节。
“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
在仕宦满清后,他却开始有气节之伤。他的《初返居巢感怀》诗:失意人归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草将封恨题青冢,鸟为伤心改白头。不单单抒发了仕途失意之感,更多地描写了名节有亏的愧疚与悲哀。
而明末文坛宗主钱谦益的转变,无疑更具代表性。他降清后任礼部侍郎,不久“以疾乞假”,回到老家江苏常熟。
钱谦益晚年思想变化,与名节也有很大关联
钱谦益和绝大多数贰臣一样,因名节有亏,经常悔恨交加,以泪洗面。多年后,他还在诗文中反复说:“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故鬼视今真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
与龚鼎孳等贰臣将悔愧停留在纸面不同,钱谦益却以实际行动进行弥补。
明末文坛宗主钱谦益
顺治四年春,钱谦益资助江阴人黄毓其举兵反清,后因事泄被捕入狱。在南京监狱里,钱氏度过了一年的牢狱生活,幸得妻子柳如是千方百计营救才出狱。
三年后,68岁的钱谦益又受黄宗羲之托,游说降清的汉人将领马进宝。
黄宗羲委托钱谦益去策反汉族降将
清初降将,往往居心叵测,反复无常,时常首鼠两端,意在观望。钱氏游说,无疑是冒着全家灭族的危险。
他在前往金华前夕,作《五日夜泊眭州》诗,表达复杂的感情:客子哪禁节物催,孤篷欲发转徘徊。晨装警罢谁驱去,暮角飘残自悔来。千里江山殊故国,一抔天地在西台。遥怜弱女香闺里,解泼蒲觞祝我回。
钱谦益深知此行九死一生,异常凶险,所以临行前犹豫徘徊,但在民族气节拷问下又毅然登舟前往。随着日暮角声四起,想到小女遥祝自己平安归来,又不禁后悔伤感万分。但为“千里江山”,为留住“一抔天地”,还是毅然前往。这种义无反顾的原动力,便是在于洗刷降清污点。
高官厚禄安慰不了清代第一位状元的名节愧疚
傅以渐在明代并未出仕,没有钱、龚等人沉重的负罪感。但他身为汉人知识分子,于满族朝廷中委曲求全,心中也是百般不乐意。
后来傅以渐官位日隆,很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但内心却时常觉得苦闷难诉。
自1646年高中状元入仕,到1655年提出辞职返乡,在北京的仕宦生涯也不过10年光景。
丰子恺漫画形象道出了傅以渐的心情
民国著名漫画大家丰子恺,在创作傅以渐辞官归乡时,幽默地以“状元归去驴如飞”,道出了傅以渐急切的求去之心。
傅氏归乡时,天下反清已归于沉寂,满清力量占据压倒优势。傅以渐也就只能把不满埋藏心间,以隐居不出这种消极方式来抵制而已。
他在辞世前,特意叮嘱家人不准向清廷索要恤典和谥号,便是一种委婉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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