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与李世民明君贤臣之间的隐性关系

　　李世民与魏征被定位于明君与贤臣的关系，但若将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在所谓的明君与贤臣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历史的真相是，初唐时期的政治、民族、经济关系，特别是山东问题，决定了两人的微妙关系。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后又诛杀其子侄十余人,夺得皇位继承权。同年八月,李渊被迫让位于李世民。李世民一方面令人修纂国史,让国人认识自己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为减轻自己杀兄逼父的心理压力,并迅速缓和他即位之初的复杂形势,对原太子东宫集团中的人物,大多予以起用。特别是魏征,比其在原东宫府更受重用。那么,李世民对魏征及原东宫附属为什么不像对其兄弟子侄那样赶尽杀绝,是否像一些史家所言是李世民知人善任、重用人才?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而是与贞观初期的政治矛盾、经济形势、民族关系密切相关。

　　唐初政局的动荡,也使得南北朝以来本就尖锐的民族矛盾更为突出。东北地区,高丽虎视辽东。西北地区,、吐谷浑不断寇边,内犯势头尤以为烈。但李世民深知,之所以暂时不能与发生正面冲突,就是因他“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不具备和大规模作战的条件。在此情况下,李世民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先稳定山东，因为山东不仅是解决西北问题的关键而且对关中也有影响。要想稳定山东，就一定要控制山东的士族势力。而最能牵制山东士族势力的就是山东豪杰了。山东豪杰就是隋末山东农民起义军的大小领袖，这些人在降唐之后大都转化为庶族地主，他们和山东士族在政治、经济利益上有根本冲突。如果充分利用他们，使之和山东士族互为牵制，就能取得山东的暂时稳定。而魏征又是最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即所谓山东豪杰利益的人物之一。魏征不仅参加了瓦岗起义，而且又是原东宫集团的主要谋臣之一，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仅使其成为山东豪杰的联络人，而且也成为东宫集团的代言人。如果李世民杀掉魏征，就会导致这两大势力的不安和反对，从而失去山东豪杰的支持而无法处理好山东问题。所以唐太宗认为他们是“各为其主，是可以原谅的，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并可使他们感恩”。

　　如此才可能重新认识李世民、魏征二人之间的关系。魏征随李密降唐后，“久不见知”，于是“自请安辑山东”，担负起收编各地义军的重任。发一书而降李世责力，并先后使李世责力、窦建德部下曹旦及齐善行等归降李唐。魏征在山东豪杰中的影响就充分显示出来。故而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之重任。魏征在安抚河北时，亦极力保护山东集团中的精英。

　　如何使目的实现，魏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利用自己为谏议大夫之机，积极进谏，以“居安思危”之语打动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书，不急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语，圣人择焉”。这也正是时人认为他“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进谏于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为鉴。杨隋之亡，与重役山东，攻伐高丽密切相关。而李世民经略关中，安抚山东，亦无不是为与高丽作战做准备。一旦重与高丽开战，山东所受赋役又必然加重。这是山东集团所反对的，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

　　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取得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并特别指出侯君集、杜正伦有宰相才，使他们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与王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这从每当王珪进谏李世民之时魏征必然附和，魏征进谏时王珪也同样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别是杜、褚二人，对李世民的言行是“必书”、“必记”，达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为非法”的目的。

　　李世民对魏征的心理活动也极为清楚，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庞大的山东集团做后盾，而自己又“即位日浅，国家未安”，必须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使自己时时处于“居安思危”的状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颜”进谏亦就不足为奇了。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维护统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犯颜”，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

　　《贞观政要》全书记载的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子所论之事，大抵为居安思危、如何守成之说。这恰恰是李世民稳定局面，由乱入治所需要的。李世民深知，隋炀帝处处专断的，虽“劳神苦行，未能尽于合理”，结果葬送了隋王朝。前车之鉴也使得李世民必须听到不同的意见。更何况魏征的多数谏辞，除有居安思危成分外，还可起到抬高李世民声威的作用。如每当李世民责怪魏征进谏的直言时，魏征就云:“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如此之语，亦就引出了李世民“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然而在重大实质性问题上，李世民就独断专行，不会接受魏征的谏言，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

　　魏征的聪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残忍及独断，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所以杀掉侯君集、逐杜正伦。对魏征，也在他死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

　　《旧唐书·魏征传》载侯君集被诛，杜正伦遭逐后，“上始疑征阿党”，但实际上并非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才怀疑魏征“阿党”，而是一直就有所觉察，只因种种因素的制约，始终隐忍罢了。

　　真八卦凌烟阁二十四将

　　贞观时期是中国人才聚集的一个高峰，就唐太宗列于凌烟阁的特殊功臣就达24人之多。入阁人物的评选条件为：参与了晋阳(太原)起兵，并立有主要功勋;参与了建唐工作及全国统一战争，并立有主要功勋;参与了玄武门政变，帮李世民当上皇帝;参与了贞观时期的国家建设。

　　赵公长孙无忌 终身为李世民信任，后受李世民遗命辅佐唐高宗。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失宠，后被诬陷谋反，自杀。

　　赵郡王李孝恭 其父为李渊堂弟，李渊起兵后，他负责经略巴蜀。李世民登基后，退出权力中心。贞观十四年，暴病身亡。

　　莱公杜如晦 得房玄龄推荐而受李世民重用，为十八学士之首，后与房玄龄共掌朝政，于贞观四年病故，年仅四十六岁。

　　郑公魏征 玄武门之变后归顺李世民以进谏著称。李世民评价，贞观之前辅佐之功以房玄龄第一，贞观之后以魏征第一。

　　梁公房玄龄 善于谋略，贞观年间负责行政，深得信任。李世民出征高丽时被委以留守重任。贞观二十三年病故。

　　申公高士廉 善行政、文学，为李世民心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

　　鄂公尉迟敬德 在玄武门之变中亲手杀死齐王元吉，又率兵威逼李渊下旨立李世民为太子，后进犯时以骑兵迎击取胜。

　　卫公李靖 贞观年间负责抵御，后又挂帅消灭吐谷浑势力。因军事能力过高遭人疑忌，屡被诬告谋反，为免嫌疑，主动退休。

　　宋公萧禹 终生为李渊重用。李世民即位后，因与房玄龄、杜如晦不和，仕途沉浮，但从不“改过自新”。

　　褒公段志玄 治军严谨，李世民评价其“周亚夫无以加焉”。贞观十六年病故。

　　夔公刘弘基 因唐朝与关系恶化，常年驻守北边抵御。贞观年间曾随李世民征高丽。

　　蒋公屈突通 参与唐朝历次重大军事行动，尤其灭王世充被评为战功第一，后被委派镇守洛阳，于贞观元年病故。

　　郧公殷开山 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在进攻刘黑达时，得病身亡，是凌烟阁功臣中最先去世的一个。

　　谯公柴绍 李渊起兵时参与攻克长安、灭薛举等重要战役。贞观年间作为主将消灭最后一位反王梁师都。贞观十二年病故。

　　邳公长孙顺德 李渊太原起兵时负责招募勇士，进攻长安时任先锋。此后功劳不显。贞观年间因多次贪污被弹劾。

　　郧公张亮 贞观年间，因善于行政而颇得信任，又揭发侯君集谋反、随征高丽而立功。其后因好巫术而逐渐名声败坏，贞观二十年被告谋反，受诛。

　　陈公侯君集 李世民心腹，常年担任其幕僚。贞观年间担任李靖副将击败吐谷浑，又任主将击灭高昌。回朝后因私吞高昌战利品而被弹劾。

　　郯公张公谨 因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谋划而得到赏识。李世民登基后，以其为李靖副将抵御。次年病故，仅39岁。

　　卢公程知节 本名程咬金，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唐高宗时出征贺鲁，已投降的平民，因此免官，后病故。

　　永兴公虞世南 归顺后尽心辅佐李世民，被评价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贞观十二年病故。

　　渝公刘政会 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老部下，随李渊起兵，首义功臣，忠心不屈。曾担任刑部尚书，贞观九年病故。

　　莒公唐俭 最大功劳是揭发独孤怀恩谋反，被特赐免死罪一次。贞观初年负责与的外交事宜，后任户部尚书，因怠于政事贬官。

　　英公李世责力 被李渊称为“纯臣”。遭窦建德进攻后，因父亲被窦擒为人质不得已投降。密谋暗杀窦重归。

　　胡公秦叔宝 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每战必冲锋在先。玄武门之变的主要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