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汉族，颖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

　　晁错发展了“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御匈奴侵边问题上，提出“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政治上，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晁错的政论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称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代表作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

　　一心为巩固中央政权而建言削藩的晃错在吴王起兵后不久终于被杀了，而且是被中尉以上车巡察的名义身着朝服被斩于市;一代名臣落得个如此下场。世上没有孤立的事件，原因有内有外，同时也一定融在大局势的发展之中。

　　对个人结局应负责任的首先是其本人，通鉴记载：错为人峭直刻深，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几点，晁错这个人正直但为人苛刻严酷，辩才出众且多智谋。自古身居高位而察察为明者鲜有善终，个中原因不言自明;而为人多智善辩必常沮人之气，被沮之人口虽不言但积怨在心，此两点足以使晁错在朝臣中广积恶缘。而晁错削藩的建议又把自已放在了各藩王与中央矛盾的焦点位置;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朝臣与藩王对晁错的内外夹击，晁错把自已抛到了风口浪尖上，死局已经形成。

　　说到晁错之死就不能不提袁盎，正是此人建言杀晁错以退吴楚之兵，直接导接晁错的被杀。通鉴记载：盎与错素不善，盎议事则错避，错议事则盎避。二人矛盾的根源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不过身为吴相的袁盎与主张削藩的晁错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应该是导致两人矛盾的主要根源。按常理讲，在两人的争斗中，数次在景帝面前保吴王不反的袁盎在吴王起兵的情况下应该处于很不利的位置;但晁错在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也直接导致了自已的死亡。对于袁盎这类死敌，如果认为时局不利，就要采取隐忍的态势以观其变，如徐阶之于严嵩一忍十几年，直致对方失去警惕;但如果认为时机已到就要做到一击致命。做为政治家晁错自然看到了除掉袁盎的这个机会;通鉴记载：错与御史丞言：盎多受吴王金，为其蔽匿，言其不反，今果反，宜速将盎治罪。但御史丞的表态倾向于保袁盎，以当时的时机晁错的地位完全可以借此机会先斩后奏，但晁错却犹豫了。袁盎得知消息后立即通过窦婴获得了见景帝的机会，上言杀晁错以退诸侯兵，直接造成了晁错的死亡。表态要除掉却犹豫不决等于把对手逼到悬崖边却不推上一把，对手仅出于自保的目的也必然会反击，更何况这个对手还身怀利刃。

　　晁错之死最大的输家除了晁错本人之外就应该是下命令的景帝了。晁错并非是权倾朝野，功高震主的权臣，而景帝却采取哄骗的方法将晁错朝服斩于市，从这点就不难看出景帝当时的心虚与犹豫。我反对以常人的心态去评价政治人物，但在这件事上景帝的表现确实很难称得上是一名政治家。我们站在景帝的立场分析一下，景帝在公元前155年即位，吴王起兵是在公元前154年，吴地富庶，即山为铜，煮海为盐，民无赋税，且多招亡命死士，吴王几十年都在为起兵做准备，是当时天下第一强藩。在即位之初就遇如此强敌，景帝有些心慌意乱;政治老道的袁盎并没有说晁错有罪，而是抓住景帝的心态恰到好处地指出杀晁错可退诸侯兵，给心慌意乱之即的景帝抛出了一根救命稻草。史书载：杀掉晁错后景帝问校尉邓公“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言：“吴为反数十岁矣，以诛错为，其意不在错，且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计画始行，卒受大戮，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当时的情势并不复杂，如果景帝冷静一些的话不难看出，1、吴王造反是蓄谋已久，仅是以诛晁错为名。2、即使吴王真以诛杀晁错为目的，此时也已是势成骑虎，兵不可退。3、诛杀晁错是示弱之举，只能更加坚定起兵诸侯的信心。4、即使事态于景帝最盼望的路线发展，因杀晁错而诸侯退兵，结果只能是诸侯更强，中央愈弱，指望诸侯退兵只是苟且心态而已。5、晁错的死为天下士人做了一个帮助中央对抗诸侯如何下场的榜样，一举而失天下心，如果中央诸侯对抗的局势继续下去，情势也将向不利中央的方向发展。

　　人是被各种欲望所左右的动物，经常在各种利益之间难以取舍;经常说人在危机时刻会激发出潜能，以我之见更多是因为在此时人往往会抛去取舍之心，潜意识能够集中于一点之上的缘故，这也往往成为扭转被动局势的关键。如果把此时的斗志比作膨胀的气球，那么所谓的救命稻草就是一根针，意志不坚定的人斗志会在瞬间消逝。兵法中‘围城必厥’就是利用了这种心态。

　　坚定是摆脱危机必不可少的因素，晁错与景帝都犯了动摇的错误，但结局却迥然不同，除去其它原因外，所犯错误严重的程度也是关键;晁错逼迫袁盎放出胜负手，自已却没有应着，错误是致命的;而对景帝来说杀晁错的影响虽然长远，但对当时的军势影响却不大，而军事上的胜利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个影响。

　　危机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抛去一切幻想，保持充份的冷静，这样才能对局势有清醒的认识;在看清局势的前提下制定出有效的策略并坚定不移地执行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任何对敌人的幻想都将是致命的，把自已的希望建立在敌人的仁慈与失误之上就如同将大厦建在沙地一样愚蠢。

　　最后简单评一下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吴王刘濞，身为皇亲又立过战功，本可颐养天年，泽及子孙，却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封地太过富有;德薄而财富，量小而势大，如此结局是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