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唐与回纥之间进行的绢马贸易历经九个皇帝，长达80余年。其间有人反对，有人赞成，为了购马，唐政府支付了大量的绢帛，但又因某种客观原因而需要长期维持这种贸易，政府的做法充满了复杂的矛盾。这使得历代史家对这种特殊贸易各执所见，褒贬不一，成为唐代民族及经济史中的不解之谜。

　　回纥是我国北方“逐水草转徙”的游牧民族。唐太宗贞观初年，东颉利可汗败亡之后，以薛延陀、回纥为当时草原上最强大的部落。贞观二十年(646年)，回纥部落酋长击败了薛延陀的可汗，兼并其土地，领土扩展到了贺兰山阙。回纥由此渐盛，国主号可汗。回纥汗国与大唐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互有往来，其中绢马贸易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在古代社会中，马匹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既是农耕生产中的重要畜力，也是狩猎、交通、骑射，特别是战争中不可替代的工具。历代中原王朝往往将拥有数量充足的马匹看成富国强兵的重要标志。然而受地理条件所限，中原农耕地区一般缺少足够的马匹，而边疆游牧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牧养着数量可观的马匹。自古以来，游牧民族的骑兵都异常地骁勇善战。与此同时，游牧民族缺少的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等。其中，“绢”作为一种高级奢侈品尤其为少数民族的上层所青睐。“绢”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丝织品的总称。受自然条件及加工技术的限制，游牧民族一般不生产丝织品。这样，其消费欲望只能靠马匹及其畜产品与中原民族的交换来满足，而中原马匹的获得，也主要依靠互市贸易来实现，双方都各取所需，互惠互利。

　　然而到了唐中期，在唐和回纥的绢马贸易中开始出现马价绢，从中引出了一段至今尚无定论的公案。众所周知，安史之乱给鼎盛的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在长达7年之久的平乱过程中，骁勇剽悍的回纥民族为李唐王朝立下了赫赫功劳，因此在自唐肃宗乾元以后的民族贸易中，回纥恃功，屡次遣使以马换绢帛，每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40匹，动辄至数万匹马求售。唐政府看在当年平乱之功的份上，对回纥采取了相当优惠的政策。这一匹马换取40匹绢，就是当时回纥与唐朝绢马贸易中的标准价。对这种交易，传统史家认为：“番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也就是说，当时的这种绢马贸易是不公平的，马价过高，对当时财政收人拮据的唐政府来讲，成了沉重的负担。但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在唐与回纥的马价问题上，双方都有欺诈行为。唐王朝常常用“疏织短截”、“藕丝蛛网”之类的滥恶丝织品充马价，因而回纥“诉称无用处”。史籍所载“只言回鹘之贪，不及唐家之诈”。

　　此后一些史学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有所涉及，如吕思勉、岑仲勉等。岑仲勉说：“回纥自乾元以后，负讨贼功，每岁来市，纳一马取直四十绢，动以数万求售，欲帛无厌。大历八年七月，代宗欲悦其意，尽为市之，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用车千余乘。”

　　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换了角度。马俊民、王世平等人认为绢马贸易体现了唐与回纥的友好关系。安史之乱后，回纥助唐一收长安、两复东都，立下了不小战功。肃宗为了酬谢回纥，每岁赠绢七万匹，还约定绢马互市，即从乾元时起，双方开始了大量的绢马贸易。这也是当时唐政权多方面的迫切需要，首先是军事方面的急需。中唐后养马业走向了衰微期，由于无力供给军需马匹，唐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买游牧民族的马匹充实军用就成为惟一真正有效的措施。中晚唐时即使不买回纥马，也必须买其他游牧民族的马匹。互市贸易不仅是唐与回纥传统友好关系的继续和发展，而且不失为相互有利的贸易。通过绢马贸易，回纥在满足了本民族生活需要的同时，又刺激了本民族畜牧业的发展，还承担起了“居间贩卖”丝绢的地位，在东西方贸易中获取利润。而对于唐政府来讲则满足了其军队扩充马匹装备的需要，同时既可以联合回纥包围吐蕃，又可以预防回纥和河朔方镇结盟。并且，回纥所卖马中虽难免有“病瘠”之马，但大多数都是好马。《新唐书·兵志》中载回纥卖给唐的马“皆病弱不可用”，未免夸大其词。因此，在这一长期的绢马贸易中，回纥从唐取得了自己需要的绢帛，唐也达到了有利于边防安全和内部稳定的目的，而这也可说明唐尽管财政支出本已拮据，但仍长期坚持绢马互市的根本原因。

　　持此观点的学者还对互市中的马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回纥所出马价“比实际马价高数倍”，这是“不等价交易”或“经济掠夺行为”。中唐以后40匹绢买一匹回纥马，其马价与开元时的价钱基本相同。直到元和初长到50匹绢时，才比开元时稍高些。并且，在讨论马价问题时应考虑到卖马者的运输路程问题。回纥马长途跋涉运往唐北部边境出售，其中的耗损必大，这必然影响到马价。而唐人到回纥产马地，其价格就低于唐市场上的回纥马价。唐出使回纥的官员多私带缯帛到回纥市场上以牟取暴利就是明证。因此，唐购买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马匹价格，无论中后前后皆是如此，并非回纥乘势讹诈，致使马价昂贵。另外，中唐后期，买回纥马的价钱表面看来确实高于河陇一带的马价，但回纥是长途将马送到唐边境上出卖，而河陇马常常是唐政府就地收购的。河陇马一旦经过长途跋涉到中原，死亡率很高，这样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而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匹质量确实优良，并且既可以羁糜对方，又可以在军事上增强自己的实力。基于以上考虑，唐宁可在经济上吃些亏也是可以理解的。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阴山道》等诗文中对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的记述在很多方面弥补了史书的不足。首先是唐买回回纥马后多死亡的问题。《阴山道》诗云：“每岁死伤十六七”，可见死亡率确实很高，但也事出有因。前文提到过的长途跋涉，马匹消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回纥马从蒙古一带寒冷地区骤迁到中原，水土不服，即白氏所说的“土非宜”，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是唐在贸易中以劣绢充马价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唐无论在军事和边防上都有求于回纥，因而即使唐在互市中有一些欺诈行为，也只能是局部的。正如白氏诗中所记，当回纥提出马价绢质量差时，元和二年不仅“内出金帛酬马直”，而且下诏要江淮马价绢保证质量，“从此不令疏短织”，并终于“缣渐好”。很难想像，若唐在全局上以劣绢充马价，如何能使这一互市和双方的友好关系维持80年之久!

　　也有人认为，从绢马协议来看，回纥和唐王朝每年要互相输送的马和绢帛，显然都远远超过了双方的实际支付能力。因此，得出结论：绢马贸易完全是唐朝为了褒奖回纥汗国而进行的。这项贸易的意义还在于它使双方有了固定的贸易渠道和贸易项目。并且唐政府支付的马价比实际马价高出许多，使回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从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商业热情。不过笔者认为这大概是一家之言，依据唐王朝后期的政局和经济实力，似乎已无“褒奖”的气魄了。而客观地讲，在贸易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双方为争利而使的伎俩，这也是难免的。到了唐代后期，绢因为受革制品的替代而市场有限，被茶所代替。绢马贸易也日益发展为茶马互市。

　　为什么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长期以来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呢?一些学者认为，中唐后财政收入本不敷出，但另一方面，回纥卖马数量较多，加大了唐财政上的支付压力。唐政府为此想在既满足政治、军事需要，而财政上又可勉强负担的矛盾中找到一个合适度，多次商议绢马互市应有定约，以免“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这种矛盾心态在长期的互市中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突出了唐财政上的拮据。绢马互市反映回纥迫切需要唐绢，所以卖马数较多，而回纥卖马量超过了唐财政上的支付能力。唐经济主管官员出于财政的原因压低数量，而将领们出于军事、边防的需要又主张多买，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中，最高统治当局从全局出发，对各方面加以平衡，这就造成了中唐后有人反对有人支持。

　　看来，最终揭开唐与回纥绢马贸易的面纱，还有待于学者的努力，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