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北宋一共九个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神宗是第六代皇帝。

　　王安石变法有三方面。

　　第一，理财措施。理财措施核心是这么一句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是要增加国家的收入。不打老百姓主意，国家又要拿钱，这摆明了就是从有钱人身上下刀子。所以他这个改革既属于调整阶级关系，也属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首先是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分两次贷款给农民，收成后加息20%还官，免受高利贷盘剥，增加政府收入。相对于现在来说，20%利息太高了，现在都是千分之多少。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只能向高利贷和地主借，那就是 200%的利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一句话就把官僚地主搞惨了，这些人想盘剥百姓没法盘剥了。

　　其次是募役法，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减轻农民差役负担，保证生产时间。这样一来，原来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钱的官僚地主，现在不服役就得交钱了。再次，农田水利法。复次，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户的多少肥瘠收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农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最后，市易法，政府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大商人控制市场，有个成语叫“囤积居奇”，本来是商人的敛财之道，现在等于是政府在干这个事儿了。这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增加政府的收入。政府在夏季收购羽绒服二百块钱一件，以免你积压仓库，所以商人都把羽绒服卖给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块钱卖出，然后政府挣四百对吧。但如果商人卖，他可能卖八百，九百，一千。因此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政府得到了钱，老百姓物价也能够便宜点，然后商人吃亏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整体的理财措施都体现着这个思想核心“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短暂的变法

　　变法第二是军事措施。

　　首先，保甲法。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后改为五家)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然后你们家有两个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练兵，平时种田，战时编入军队抵御辽夏进攻，减少军队开支。这种兵实际上叫民兵，是保卫本乡本土的，中国最适合这样的军队。因为有人说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外敌入侵就胆小，异形打过来了，我躲着。中国人有强烈的乡土观念，一出国，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没有说你中国我也中国的，组织的也是北京同乡会，不是中国同乡会，缺乏国家概念。所以这民兵非常适合，你保卫的是你媳妇，你家乡。

　　将兵法。禁军驻地固定，然后固定地将官加以训练，充实边防。

　　变法第三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举，废明经，设明法。明经就是死记硬背的东西，没用。整顿太学，使学校成为为变法造，育人才的地方。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过变法，一定程度地扭转了社会危机。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用人不当，危害百姓。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司马光当政，就是小时候砸缸的那个，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废除了。

　　好心办坏事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

　　王安石干这事压力很大呀。因为咱们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要尊重先朝和的规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他就顶着雷，压力很大。他明确地表示说我这个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用过的这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因为你王安石变法，你看地震了，7.9级，属于天变。王安石说我不相信，我接着变，弄个8.3级我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们越埋怨证明我越正确，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所以这三条宗旨一来，往好听里说是大无畏，一往无前，往难听里说就这老哥太愣了。你谁都不怕，天、祖宗，就没人能管得了你了，那往往他的事就容易走向极端。这时候就奠定了用人不当的基础。

　　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装支持。我求官，为了求官我假装说我重视新法，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太少，所以我一下子就当官了。当官之后我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明明那青苗法应该是20%吧，我收30%的利息。提举使以多散为功。我多收。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我才借给他们，现在是我逼着你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还不上，富户为穷人作担保。你们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还不上我找你要。最后那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连地主都跑了。“君子喻于义，孔圣人曾经曰过， 小人喻于利。”所以这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逐利。《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人家不轻离别没法养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轻离别”，而你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么能治国呢?

　　中国古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官不与民争利”。你当官了，不能做买卖跟老百姓争利。其实今天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我当了市长，我们家人要开公司，你能竞争过我吗?你一点辙没有。所以官不能干这个，不能与民争利。而王安石他干的这些事就是与民争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那么那些地主难道不算民，他也算呀，你这就算与民争利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了保守派攻击他的口实。后来很多保守派讲王安石变法有种种弊端，那个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他确实存在这些问题。王安石变法之后，朝中的大臣就分成了新党和旧党。新党上来就打旧党，旧党上来就打新党，党同伐异，这样的结果就使得北宋大臣之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也是后来造成他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但为什么在教科书上给无限拔高，因为我们误读了列宁的选集。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的改革家，列宁这么说，其实是括弧里边的一个注解：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其实没有给王安石这么高的评价，列宁是为了向俄国人介绍谁是王安石，说明王安石的身份，才说他是中国的一个改革家。

　　事实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写入奸臣传的。历史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天下骚然，党同伐异，党争视同水火”。原来朝廷的矛盾没这么厉害，现在一下子各种矛盾都给王安石激发出来，所以他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甚至有人说这北宋灭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