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诗人卢仝诗风崇尚奇险，追求不同凡响的效果，是孤傲执拗人格的艺术体现，与时态流俗格格不入。不过这位奇特诗人究竟是死于“甘露之变”，还是因病自然死亡，学术界一直分歧较大，遂成为历史疑案。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宋元笔记小说中所谓卢仝“罹甘露之祸”之说。

　　中唐时期有一批艺术上追求奇怪险僻境界的诗人，其中卢仝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卢仝号玉川子，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是他的曾祖父。卢仝的诗作，以品格清高、回味隽永为后人所推崇，能“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在追求险怪的艺术风格下，有的诗读来十分流利秀美，如“相思弦断情不断，落花纷纷心欲穿。心欲穿，凭栏杆，相忆柳条绿，相思锦帐寒。直缘感君恩爱一回顾，使我双泪长珊珊。”这首《楼上女儿曲》写的是女儿闺中春愁，清新流丽，柔和妩媚。

　　这位追求险怪风格的诗人最后是怎样死的呢?

　　宋元文人笔记中说，卢仝是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变”中被误捕误杀，亦即所谓卢仝之死乃“罹甘露之祸”。而在《新唐书·韩愈传》之后附的卢仝小传中，却并未涉及“甘露之变”说。笔记中的“罹甘露之祸”说，后来为各类当代工具书所传抄，几成定论。但一些专家认为此说疑点颇多，所述故事比较牵强，人们看法不一，这使得卢仝的生卒年代无法确定，成为一个历史疑案。

　　“甘露之变”发生于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旧唐书》的《李训传》、《王涯传》以及《资治通鉴》卷245均有记载。事情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宦官仇士良专权，宰相李训等与凤翔节度使郑注密谋内外协势，以铲除宦官集团。他们谎称左金吾卫内石榴树上夜有甘露，诱使仇士良等前往观看，人一到就加以诛杀。因所伏甲兵暴露，遂失败。仇士良率兵捕杀李训、舒元舆、王涯等，郑注也被监军宦官所杀，株连千余人。

　　据《旧唐书·王涯传》记载，王涯事前并不知情，出事时与同列舒元舆、贾餗等归中书省一块儿吃饭，还未下著，吏报有兵从门口出现，逢人即杀，涯等仓皇逃出。跑到永昌里茶肆时为禁军所擒，在仇士良严刑拷打下，自诬与训同谋，然后被腰斩弃市。王涯家属全被搜捕处死。王涯的再从弟王沐到王涯处求职暂留，也被抓去，陪涯腰斩。

　　事件过后，王涯的故吏门人李玫作《纂异记》，编撰了受害四相灵魂与白衣叟卢仝灵魂会饮吟诗的神话，用来寄托对四相的哀思，从而也就出现了卢仝“罹难”的说法。

　　“甘露之变”是一场残酷的权势斗争或宫廷政变。卢仝作为一个平民百姓，怎会跑到长安裹入这场斗争中去呢?

　　一些书是这样记述卢仝与事件有牵连的。宋钱易的《南部新书》中有如下记述：“仝亦涯客，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偶宿涯馆。明日，左军屠涯家族，随而遭戮。”刘克庄《后村诗话》也说：“唐人多传卢仝因留王涯第中，遂预甘露之祸。仝老无发，奄人于脑后加钉焉，以为添丁之谶。”

　　对于卢仝是否卷进这场，最后连命也丢掉了，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

　　一些人认为卢仝死于“甘露之变”可以“定论”。其理由为：据唐人李玫所撰《纂异记》中编造四丈夫(影射李训等受害四相)与白衣斐(卢仝)的幽魂聚饮吟诗的神话，诗中用西晋石崇与潘岳同刑东市的典故，认定卢仝确实经历“甘露之变”，此故事是卢仝罹难的“第一手最可信据的史料”。而且卢仝与甘露之变有牵连历代资料都有记载，如元辛文房《唐才子传》中说：“王涯执政时，常常加怒于下人。当事变发生时，卢仝与诸客在王涯书馆里吃饭，所以就留住了下来。官兵来他时，卢仝说：‘我是卢山人也，与众人没有结怨，我有什么罪啊?’官兵说：‘既然是山人，那来到宰相宅，难道还不是罪吗?’卢仝不能自辩，最后同罹甘露之祸。卢仝年老无发，宦官们就在他脑后加了个钉子。卢仝生儿子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添丁，后人认为这是应了谶语。”

　　一些人认为卢仝“罹甘露之祸”说不可信。近年来，关注卢仝的学者对这件公案做了深入探究，潜心阅读了涉及卢仝之死的相关史料及与卢仝有交往的韩愈、贾岛的诗文，发现上面的说法极为牵强，且有很大故事成分在内。通过对诗人作品分析，考证出卢仝约死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前后，下距“甘露之变”20多年，故而卢仝不可能经历“甘露之变”。

　　首先，李玫的《纂异记》不论从写作动机还是虚构情节来看，都称不上“史料”，更谈不上“最可信据”。《纂异记》出笼背景，《南部新书》中是这样记载的：“李玫者，早年受王涯恩。及为歙州巡官时，涯败，因私为诗以吊之，末句云：‘六合茫茫皆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乃有人欲告之，因而撰《纂异记》以避祸。”如此，“避祸”是故事的撰写动机。既然为避祸，就只能采取以假乱真的手法，且按情节需要，拉一位很有诗名的早逝者卢仝参与，借他之口吟出“六合茫茫皆汉土”的诗句，以便一旦追究则委责于死鬼。另外，从虚构情节看，《纂异记》在记述众鬼魂会饮时写道：“四丈夫皆金紫”(影射受害四相)，会饮于喷立泉，白衣叟玉川先生后至，背诵适间在甘棠馆壁上所见题诗，四丈夫皆掩面失声。继而各吟诗遣怀，吟句中有“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白首同归感昔贤”等，最后不欢而散。根据上述诗句，认为这是引用了西晋年间石崇、潘岳同刑东市的典故，这当然无可挑剔。但“金谷园”乃石崇之豪华别墅，所称“金谷友”包括潘岳、王恺之辈，多是当时炙手可热的豪富。石、潘二人后因被仇人孙秀诬陷，在东市处死。倘若据石、潘同刑东市的典故，来影射王涯等受害四相还有些切题，而把一介寒儒卢仝也视为“金谷友”同享“白首同归”之悼，未免有些牵强。

　　其次，在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记述关于“甘露之变”时均未提及卢仝死于罹难，这说明卢仝罹难说没任何史实根据。如果卢仝果真是死于事变之中，后代的史家是不会漏载的。也许有人会说史书不提与政变无关的人物是为正常，那么，王涯从弟王沐因向王涯求职暂留王宅，与政变也毫无关系，但抄家的时候一起收捕杀害，此事载入了《资治通鉴》，而元和年间，知名人士卢仝被害却只字不提，这是不正常的，这倒说明卢仝被害之事并不存在。

　　再者，卢仝挚友贾岛在《哭卢仝》诗中没有透露卢仝屈死于“甘露之变”。贾岛诗言：“贤人无官死，不亲者亦悲。空今古鬼笑，更得新邻比。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谁来追?长安有交友，托孤遽弃移。冢侧志石短，文字行参差。无钱买松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赠我文，泪流把读时。从兹加敬重，深藏恐失遗。”若卢仝真是屈死“甘露之变”，这等大事，贾岛绝不可能漏而不悼。

　　此外，卢仝享年几何是考证其生卒年代、死亡原因的重要因素。按常理讲，贾诗“平生四十年”已讲清楚了卢仝的寿数。再拿卢仝在元和五年(810年)前后所写《与马异结交诗》中自述“卢仝四十无往还”，以及此后不久所写《示添丁》中：“惭愧瘴气却怜我，入我憔悴骨中为生涯”，“气力龙钟头欲白，凭仗添了莫脑爷”等加以验证，可知卢仝在元和五年前后已呈现出不久人世的可能。诗人写诗，限于格律，把三十七八岁、四十二三岁都写成整数四十，这完全可信。有人认为贾诗中的“平生四十年是指从成年至罹难的四十年”，而不是寿年。从而把卢仝的去世年代硬是延长到“甘露之变”，用来充当“罹祸说”的佐证有欠妥当。

　　再则，卢仝有临终“托孤”之举，证明他属正常死亡，而非横死。

　　贾诗中的“托孤遽弃移”句，可知卢仝的儿子还很小。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韩愈曾有《寄卢仝》一诗，内中有句说：“去岁生儿名添丁。”可证卢仝的儿子生于元和五年。如果卢仝死于甘露事变，那么添丁已经26岁了，早已成家立业，何谈“托孤”?

　　也许有人会拿刘备托孤孔明时刘禅已17岁，唐太宗托孤于长孙无忌、褚遂良时高宗已 22岁的故事，证明贾诗用“托孤”一词，对20多岁的添丁来说并未背离常理，而这恰恰是典型的背离常理。上述两起托孤事件本身就属非常事件，都以皇帝退位、继主庸碌、当时所处环境复杂等特殊条件作为背景。何况宫廷内部之争情况特别复杂，不宜推论平民百姓之正常托孤。退一步讲，即使卢仝是在添丁20多岁时的“甘露之变”中遇难，那是场突发事变，当时刀光剑影、尸横遍地，卢仝怎能有未卜先知向贾岛从容托孤的机会和时间。可见，卢仝“罹难”托孤之说违背贾诗原意。

　　此外从卢仝的性格特点来看，他也不可能成为王涯的座上客。

　　据《旧唐书·王涯传》记述：王涯“贪权固宠，不远邪佞之流”，“性啬，酷好前古名书画，有不可得必百计倾陷取之，逼孤凌弱以积珍奇”。在任盐铁转运使时，“涯榷盐苛急，百姓怨之。及甘露祸起就诛，悉垢之，投以瓦砾，须臾成堆”。王涯这样的为人，作为志怀冰霜的卢仝，怎可能向他高攀结友，更不可能亲热到“会食、留宿”的地步。

　　又据《旧唐书·李训传》载，王涯被捕前，正在中书省内政事堂会食，会食者皆为同是宰相的贾餗、舒元舆等人，卢仝作为一名白衣寒儒，当然不可能跑到政事堂去参加会食。即使厕身其间，又岂能安于几席。再则，事变发生后，王涯即从宫中仓皇出走，怎可能还在书馆内聚集诸客会食、留宿，“诸客”又怎能安然在这是非之地逗留?

　　这其中的种种矛盾不难发现，宋元时期的文人笔记是以讹传讹，越传越神。如，卢仝时，因其无发而于脑后加钉，甚至把卢仝在元和五年为儿子起名“添丁”这样一件平常琐事也拉过来作为“脑后加钉”的预兆谶，可谓异想天开。对此事，传述卢仝“脑后加钉”的宋人刘克庆也不以为然，他怀疑这是“好事者为之”，感慨道：“仝处士，与人无怨，何为此谤?”由以上论述可知，诗人卢仝是死于疾病，不是什么偶然卷入“甘露之变”而罹难。他的生年应定在773年前后，比韩愈小5岁，比贾岛长6岁，属同辈人。

　　真真假假，卢仝的死的确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