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本”，就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在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就是谁继承皇位。

　　皇长子朱常洛是万历帝和宫女“”意外所生，他并不很喜欢。对这点，老辣的首辅申时行洞若观火，就在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怀上孩子还没分娩时，害怕夜长梦多的申时行上疏皇上，请册立东宫。如果此时册立东宫，只能是皇长子。

　　万历帝心中另有算盘，说皇长子还太小，此事不用着急。当时皇长子已经五岁，万历帝大概忘记了，自己也是在五岁时，被父亲隆庆帝册立为东宫的。所谓年幼只是托辞，压根儿他就不喜欢这位大儿子。

　　十四年(1586)二月，皇帝宠爱的郑妃刚生下皇三子常洵，就立马被册封为皇贵妃。这太不寻常了，因为皇贵妃地位在后宫仅次于皇后，而王氏生育了皇长子已经五年了，还是恭妃，地位在皇贵妃之下，按理说为皇帝生育长子的功劳最大。皇帝如此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显失公平。

　　由母亲的待遇，大臣们就自然联想到他们的儿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大家为皇长子担忧。今天看来皇帝让谁当皇帝是家事，但在当时是最大的国事，因为绕过长子把皇位传给其他的儿子，那是对祖宗成法最大的破坏，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文臣们当然不能坐视。他们要防患于未然，给皇帝一点压力，使皇帝不能大胆妄为。

　　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上疏指出皇帝偏心。他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皇帝的第三子却列在后宫第二位，恭妃诞育元嗣，反而让她位居贵妃之下。如此以伦理论之则不顺，用人心来度之则不安，流传到天下万世则名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然后再封郑妃。这样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而且进一步发挥道：“陛下如果真的想定名分，避嫌疑，分主次，莫若听从阁臣的请求，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以定天下的根本，那么臣民得到了慰籍，宗社之福也就长久了。”显然，姜应麟的奏疏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真的为恭妃抱不平，而是直指皇位继承这第一大事。

　　这些话句句戳痛了万历帝的心窝，申时行册立长子为东宫的建议虽然令他不愉快，但人家好歹是内阁首辅，不便发作，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言官也来指责自己。于是勃然大怒，把奏疏扔到地上，召见大太监，用手拍着桌子大叫：“册立贵妃，并不是为册立东宫做准备，科道官为什么要诋毁朕?!”吓得太监捣蒜似地请皇帝息怒，皇帝过后一想，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能太把这个硬骨头谏官怎样，只好降旨为自己辩解：“贵妃事奉朕恭敬勤劳，故特别加封。立皇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

　　疑君卖直、讪君沽名是皇帝指责科道官最常用的词。到了明朝中期后，敢直白地骂皇帝，确实很容易成为海瑞那样的英雄人物。

　　于是，姜应麟被贬到大同府广昌县做典史。知县是正七品，往下是正八品的县丞，再往下是正九品的主簿。典史在主簿之下，不入流。

　　但贬官吓不住文臣们，大明朝多的是不怕贬官甚至廷杖、杀头的一根筋官员，吏部员外郎沈　、刑部主事孙如法继续上疏说这事儿，被惩罚。北、南两京数十人为两人求情，皇帝都不理睬，此后上书争论这事的蜂拥而至。

　　但这只是国本之争的开始，热闹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