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纪严明，的确是保持一支军队旺盛战斗力和优良作风的根本保障。但在乱世多战的背景下，将帅频征于沙场，孰能无过？谋士累算于阵前，岂能无遗？再加之人才竞争激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故而军中极刑的实施并不能完全拘于俗理，束于常规，对于、名将必须适度而刑。相比于曹操，诸葛亮则施刑太重，屡对手下重臣痛下杀手。马谡丢失街亭，罪责不可谓不大，但马谡主观上并没有像许褚那样有玩忽职守的故意，并且街亭之败的根本原因还是诸葛亮用人失策，将一名从末经过实战磨砺的谋士派到了生死攸关的一线担当大任。因此，马谡即使有过，但决不应该将其处以极刑。

　　遗计杀魏延，这更是典型的“未有其恶，先定其罪”的先入为主做法。就因为人家魏延长着一个反骨，就认定魏延久后必反，完全是以貌取人的肤浅做法。倘若不是心存偏见，能够量才而用，以魏延之能，早在孔明病逝前就成为蜀国的领军人物了，何至沦落到与杨仪争权的凄惨地步？即使魏延有诸般不是，日后也的确会反，但考虑到魏延的劳苦功高，最终夺去军权，给一清职养老即可，何苦定要杀之？诸葛亮在魏延的使用问题上，既想利用魏延的骁勇，又不愿给魏延合理的待遇，明显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策略。谁是魏延都得反！至于李严、陈式、包括被刘备迁怒的刘封，诸葛亮都应该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或者建议刘备），毕竟这些人都是蜀国可堪重用的柱石之臣，对他们的严刑就等于对蜀国的自宫。

　　诸葛亮的严刑铁律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双重标准，使法度军纪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大打折扣。比如对于法正，有人向孔明告状：“孝直太横，宜稍斥之。”诸葛亮“因竟不问”，一笑置之，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宽宏大量，丝毫没有其一贯循章守纪的铁面无私；比如华容道私放曹操的关羽，其罪责犹在马谡之上，且同样立有军令状，诸葛亮对之亦是网开一面，只是象征性地作出了欲斩之势，最后连象征性的处罚都没有，根本没有坚决维护法不避亲、军中无戏言的军法之威。

　　以曹操之尊，触犯法纪尚且要割发代首，关羽、法正之流岂能凌驾于法外而毫无处置？刘备当时虽在世，但诸葛亮只要秉公坚持，二人焉能不受罪责？对关羽、法正如此之宽，对李严、马谡又如此之苛，法有两种，纪有两端，虽似严明，实则寒心。貌似铁面无私、以法治军的诸葛亮，实际上仍旧没有走出法为我用，律为吾掌的人治桎梏。因而，孔明的严刑铁律不但未能令诸将心悦诚服，相反更徒增各人的心寒之意。因为在这世上，最戳人心者不在寡而在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