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背后的的真相：晋国公卿斗争白热化

　　　晋国公卿赵氏以战功起家，不断膨胀的权势与声望，令国君晋灵公心生忌惮。于是，遭赵氏排挤的将军屠岸贾在晋灵公的默许下，在下宫将赵氏一门三百口诛杀，仅有尚在襁褓中的孤儿赵武得以幸免。为保赵氏孤儿的安全，庄姬、韩厥、公孙杵臼、程婴等人舍生取义，先后付出了巨大的牺牲。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赵武终于得以手刃仇敌，伸张正义。这是电影《赵氏孤儿》中的情节，对很多熟悉这个故事的人来说，这些复述似乎显得有点多余。不过，如果对照元人纪君祥撰写的《赵氏孤儿冤报冤》，就会发现，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与原作相去甚远，尤其是赵武认贼作父、并不惜以性命要挟程婴救治屠岸贾一节，更是子虚乌有。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在《韩世家》与《赵世家》中，将赵氏灭门的时间锁定在晋景公三年，而罪魁祸首则指向晋灵公的宠臣——屠岸贾。然而在《晋世家》一篇，他却写下了完全相悖的一笔：“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在这里，不仅“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完全不同，更缺少屠岸贾、庄姬、程婴、公孙杵臼等一系列重要的人物。据《晋世家》载，晋景公十二年冬，晋国“始作六军，韩厥、巩朔、赵〔韩〕穿、荀骓、赵括、赵旃皆为卿”，表明此时赵括尚在人世，不可能死于晋景公三年；同时，庄姬为赵朔发妻，“庄”是赵朔的谥号，说明在“下宫之难”发生时，赵朔早已不在人世，又如何能与赵同、赵括一起遇害呢？以上诸多疑点证明：《韩世家》和《赵世家》的真实性存疑。清人赵翼在经过精细的考证后也得出结论：“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荒诞不足凭也。”

　　既然太史公之说不足为凭，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关于此事，《左传》有着截然不同的版本。若将《左传·成公四年》、《成公五年》、《成公八年》三篇中的几处描写加以整合，便可梳理出事件中主要人物的关系网：晋国大夫赵盾，是赵同、赵括、赵婴同父异母的兄长。赵庄姬，原名孟姬，下嫁于赵盾之子赵朔，赵朔死后谥为庄，故称赵庄姬。而赵氏灭门惨案的重要诱因，其实是一件发生在赵氏家族内部的丑闻——庄姬与长辈赵婴私通，迫使赵同、赵括流放了赵婴。庄姬在极度不满之下向晋景公诬告赵同、赵括谋反，并得到了其它在位大臣的佐证，从而最终导致了“下宫之难”的悲剧。而赵武只是由于庄姬之子的身份得以在公宫避难。又因韩厥幼时曾受赵盾养育之恩，故有了后来劝晋侯立赵朔之子赵武的义举。

　　对照《史记》版“赵氏孤儿”，《左传》的记述大体有两点不同：其一，在《左传》中，“下宫之难”发生于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82年)，而《史记》则有景公三年和十七年两种表述。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史记》记载的年代互相抵牾，而《左传》去古未远，行文一致，景公十八年之说显然更为合理。同时《史记》中的程婴、公孙杵臼等英烈也全然不见于《左传》一书。其二，《左传》中庄姬是一个与长辈私通的荡妇，司马迁则把她描述成一位冒死产下遗腹子、救护孤儿的忠烈女子。而整个故事的主题也因此有了天壤之别。相传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曾遍收战国以来的各种史料，择其善者而从。针对这些矛盾之处，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太史公采纳了不同来源的史料，《晋世家》当以《春秋左传》为本，而《韩世家》和《赵世家》多采纳了战国以来的传说或韩、赵两国史书。

　　赵武是日后三分晋室、位列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的先祖，如果他的生母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去，对赵国王室而言恐怕是极不情愿的事情。为避先祖之讳，达到褒扬祖先、塑造政权合法性的目的，韩、赵两国史官恐怕都会在国君的授意下为真实的家族往事“涂脂抹粉”。再加上战国时又十分崇尚侠义之风，程婴、公孙杵臼、韩厥这样的忠义之士更易于被人接受而广为流传，从而迅速掩盖了原本寂寂无奇的史实。太史公蒙冤受宫刑，二十年忍辱负重，对忠臣蒙冤昭雪、奸臣难逃天道轮回的故事估计也是青睐有加，以至于即便出现文意前后矛盾的失误，也要将其收录在内。所爱者不仅仅是它的“奇”，更是其中展现出的忠肝义胆、快意恩仇。之后，汉人刘向又将其全篇纳入了《说苑·复恩》及《新序·节士》等篇，在儒林中广为流传，并成为元杂剧创作的最初范本。此外，《左传》对屠岸贾也全无记载，如果他确是晋国政坛上翻云覆雨的权臣，又如何会在史料中全无着墨呢？而且晋国政权历来由赵、韩、士、栾、、中行等世家大族轮流执掌，升擢有序，断不会突然出现像屠氏这样一个全无身世背景的弄臣。再者，晋国地位最高的大臣是中军元帅，其它六军将、佐则相继次之，屠岸贾区区一个司寇又如何能调动军中诸将攻杀赵氏？因此，有学者指出，屠岸贾可能只是太史公为成一家之言、服务于忠奸斗争主题而虚构的人物。既然如此，谁才是铲除赵氏的“幕后黑手”？

　　细查史料发现，晋国后期，公卿争权的斗争渐入白热化，、中行、智、范等名门望族也和赵氏一样，在中惨遭灭门之祸。赵氏一门自赵盾之后，势力发展极其迅速，俨然有凌驾于众卿之上的趋势，除赵盾之子赵朔任职为卿外，赵同、赵括及赵婴分别任职中军大夫和下军大夫；晋宣公十二年赵朔去世后，赵同、赵括皆升任为卿，赵穿之子赵旃也被任为卿职。赵氏一门三卿，加上能力颇强的赵婴，其势力在晋国诸卿中首屈一指，自然招致其他家族的敌意。《左传》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在赵庄姬向景公告发赵同、赵括谋反时，“栾、为徵”——栾、两大家族均是极为重要的证人和预谋者。赵婴在遭到驱逐时曾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已预见到栾氏对赵氏权力地位的觊觎。但赵同和赵括均不以为意，最终给栾氏最杰出的政治家、晋国当时的执政卿——栾书以可乘之机。

　　栾书，谥号“栾武子”，是晋国后期有名的权臣与能臣。栾氏是姬姓旁支，与晋国国君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晋景公三年，晋楚之战，“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自此栾书开始登上晋国的政治舞台。九年后，栾书已升任中军元帅，开始执掌晋国政权。这在晋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自然也会遭到晋国其它诸将的非议，这促使栾书急于在国内政治上对手，建立威信。栾氏与赵氏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晋楚为争夺对郑国的控制权而发生的之战中，多数将佐包括栾书，鉴于楚人北上势头正劲，不欲与楚争锋，但赵同、赵括却力主克敌。其时，同、括尚未为卿，却敢于在对楚问题上公开拂逆众卿之意，显然是骄横得过分了。赵氏就此埋下了与诸卿分立的隐患。晋景公十五年，为与楚争夺郑、蔡二国，赵同与赵括再次主战，与众将佐对立，赵氏在政治上也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正所谓“族大多怨，常成怨府；族大逼君，易为君仇”，赵氏诸卿居于高位，却不知谨慎自处，当家族丑闻爆发、庄姬告发赵氏谋反时，志在立威的栾书必然不会放过如此良机，遂联合诸军将佐共攻赵氏。晋景公也自然乐于见到诸卿相争而便于公室的统治，赵氏灭门的命运由此而定。试想如果没有势力相匹敌的政治敌手的介入，单凭一个妇人的片面之词，如何能扳倒家甲数千、身兼两军之职的赵氏一门？不过栾书真正在意的只是赵氏家族的财富与地位，并不想将所有赵氏诸支赶尽杀绝，栾氏独大的局面也不是其他诸卿所希望见到的状况。所以《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晋秦麻隧之战时，有“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而“赵旃将新军，至佐之”之语，赵穿之子赵旃仍厕身于晋卿之列，可见他这一系并未受到牵连。如果确如《史记》之言，下宫之难是屠岸贾公报私仇之举，那么对待同气连枝的赵旃，又如何能坐视不理呢？因此，导致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应是政治上的相互倾轧，而庄姬丑闻正是这一事件的导火索。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赵氏孤儿是否会为其宗族向栾氏复仇？赵氏和栾氏分别有着怎样的结局呢？赵氏自不必说，赵武凭借其聪明才干迅速成为晋国的执政卿。其孙赵襄子毋恤在公元前453年与韩、魏一起共灭智氏并三分晋政，开创了此后赵国的百年基业。1988年，考古人员曾在山西太原(赵国都城晋阳)金胜村发掘了一座大型的东周贵族墓葬，即被认为是赵襄子之墓。其土随葬品近3000件，仅青铜礼器就多达1402件，其规模之大，在整个东周时期的中原地区无与伦比，充分展现了当年赵国国力的强盛。

　　而栾氏的结局，虽然文献缺徵，但一件传世文物，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代权臣落幕后的悲凉。这件文物叫栾书缶，是盛酒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通体素面无纹，器颈至肩下有嵌金铭文5行40字，云：“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虞(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这件器物长期以来被当作春秋时期的晋国所有，因而得名“栾书缶”。但实际上，在东周时期，“缶”这类酒器却仅仅盛行于南方的楚文化区域。铭文中的“择其吉金”四个字，也正是当时江汉平原一带流行的吉语。与此相对，春秋时期，华夏诸族用来盛酒的多为方壶或者圆壶，国内历次考古发现中，至今未见到有一例三晋贵族使用缶随葬的现象。

　　难道说这件“栾书缶”的主人不是栾书？分析它的整体形制和装饰风格，我们确定其制作年代应该在战国初期以后，而栾书主政的晋国此时早已一分为三，所以这些铭文的正确解读应该是：“栾书的后代子孙‘书也’选择上好的金属铜，在正月乙丑日铸造了这件缶，用以祭祀先祖。”无疑，“栾书也”将其先祖“栾书”视为本族历史中最为杰出的人物。然而，身为晋国贵族之后，他为什么会选择用异国之物来作为铸造铜器的模本呢？更何况这还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宗庙祭器。

　　根据《左传》的记载，在执政晚期，护国有功的栾书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弑主。公元前575年，在取得晋楚鄢陵之战的巨大胜利后，晋国国君厉公变得日益骄横，独断专行，大力提拔佞幸，残酷有功旧臣，并不断排挤和栾书，引起朝政恐慌。权欲极强的栾书终于忍无可忍，决定铤而走险，他与荀偃合谋，趁着厉公出宫游玩的机会将其刺杀。尽管栾书最终取得了这场政治赌博的成功，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此后迎立的年仅20岁的晋悼公“周”却少年老成、年轻有为。“周”迅速操控了朝政大权，大力提拔栾书昔日的仇敌赵、荀、智等族，以钳制一门独大的栾书。在公元前560年晋国新的阅兵授将仪式上，我们已经看不到栾书的身影了，此时的栾书，被其子栾魇所代替，但也仅仅是一个位列第五的“下军将”。栾氏一门不复昔日的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盛景也无从再现。

　　更为可叹的是，栾书执政期间树敌过多，又加上子孙“汰虐已甚”，不知收敛，终于在栾书下台20年后，其孙栾盈遭人诬陷谋反而被驱逐，晋人打出的旗号就是“讨伐弑君者之后”，真可谓天道轮回，报应不爽。栾氏一支亦被族灭，仅有栾鲂只身逃到河南商丘一带的宋国避难。公元前403年左右，宋悼公迫于周边形势，将都城迁到了今天的江苏徐州彭城，商丘一带便归楚国所有。栾书缶出土于河南辉县附近，由此可以推测，栾氏一族并未随宋人东迁，而是选择继续寄居在楚国北境。但由于栾书曾领导晋国军队在鄢陵重创楚军，杀人无数，甚至射瞎了楚共王的一只眼睛，可以想见，楚人对待其后世子孙的态度，必定不很友善，导致栾氏一支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从此渐渐没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