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虽然是蓝天白云下和平的象征，但在中外历史上，却经常用于军事之中，而考古学家发现的第一幅鸽子图像，来自于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由于鸽子具有较强的飞翔力和归巢能力等特性，人们又培养出不同品种不同用途的信鸽，用于通信、联络和侦查，人类很早就已经意识到鸽子在军事上的意义，早在2000年前的古罗马时代就有了记载，恺撒大帝在征服高卢的战争中就多次使用鸽子传递军情。无独有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次利用鸽子报信，而巧设埋伏，从而大获全胜的著名战役，史称“好水川之战”。

　　这场战役发生在公元1041年，交战双方为北宋和西夏，双方主要统兵将领都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西夏方为开国君主李元昊，一位雄才大略，虎视狼顾，对中原有着觊觎野心的一代枭雄。而北宋统兵的主将则是历史上三朝为相，仁宗朝著名的政治家，一代名将韩琦。时西夏皇帝李元昊随着其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张和政治野心的极度膨胀，不再满足于向宋室称臣，开始公然向宋廷挑衅，边境问题变得越来越紧张，战事一触即发，危难之时，韩琦与范仲淹一起走马换将，担任陕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三人在对西夏的用兵策略上意见分歧，韩琦主张力战，而其余两人以议和为主，在上报朝廷后，仁宗皇帝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西夏问题，决意采纳韩琦建议出兵西夏。

　　庆历元年，即1041年，西夏主李元昊在攻宋前，再次采用诈和的手段以蒙蔽宋军，其诡计被韩琦识破，韩琦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谋也”，严令诸将防范。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直逼怀远城。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做为一代名将的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其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李元昊了解到任福此人好大喜功，求胜心切，遂以骄兵之计引蛇出洞诱之，故意派出小股部队迎战任福，然后佯装不敌，仓皇撤退，沿途丢满牛羊骆驼，任福不知是计，抛却辎重轻骑追击。

　　李元昊在历史上素以智谋奸诈善于用计而不同于一般开国君主，抛开正史的扬宋贬夏陋见，其无愧于一代人杰和卓越的政治军事家之称。他早就将宋军追击的地理地形堪察探明，知道宋军追击之时有一个伏击的绝佳之地，叫做“好水川”，此处为谷状地形，易守难攻，为了隐蔽遁形而避免宋军怀疑，他预先在此处放置了无数封闭的泥盒子，宋军见状，大惑不解，用手拍击，里面似有跃动之声，任福命宋军打开泥盒，装在里面的鸽子一惊而冲天而飞，这正是李元昊伏击宋军的信号，和近现代战争中的信号弹作用差不多，任福作梦都想不到，他亲手为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灾难从天而降。李元昊指挥着十万伏兵从山头一起出击，将宋军压在谷底，此役宋军全军覆没，损失将校十多员，死难军士六千人，任福亦被创身死，李元昊大获全胜。

　　这场利用鸽子而诱击宋军的战役，奠定了辽、宋、夏的三国鼎立局面，从而使宋朝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也逼迫北宋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军事压力，为北宋覆亡埋下了伏笔。主战的韩琦因为所用非人，不得不下令退军，途中，阵亡将士亲属数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动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得意忘形的李元昊胜利后十分张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李元昊虽一代人杰，知兵善战，但此举太过小肚鸡肠，且欺人太甚，士可杀不可辱，反而激发了宋军同仇敌忾的志气。

　　鸽子何其无辜也，但以鸽子而名闻古代战争史的“好水川之战”，却使宋廷“关信大震”，宋仁宗也“为之吁食”，韩琦虽非，但其用人不当，贸然出击，其咎难辞，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后来，仁宗采用范仲淹建议，重新起用范、韩二人，共同驻守甘肃，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这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利用鸽子作为传信而最终以李元昊获胜的战役，很少被人探知，只是被纪录在历史的夹缝之中，散见于《宋史列卷第二百四十四》李元昊传中，而做为一代开国皇帝西夏国创建者的李元昊，这场集智谋韬略和勇气而获胜的杰出战例，丝毫不亚于史上任何一位名将，只是不知道后人在修《西夏国史》中，是否以本纪形式载于史册中而大放光芒，《宋史》的编撰者脱脱显然是过于重视中原文化，而略显得有些慢怠李元昊了，对这位雄才大略又穷兵赎武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奇才稍显不公。其实西夏鼎盛之时，其版图并不亚于北宋疆域，李元昊被叫做撮尔小国寡君，后人实在是有些小气，鼠目寸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