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秦汉时代，中国的疆域向四方扩大了很多。这些地区，从秦汉以后，几乎一直留在中国之内，融合为中国的一部分。可是，有三个地区，在这个时期大量地接受中国文化，接受中国的移民，却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现象值得探讨。

　　跳跃式的海路联结

　　首先，是今天中南半岛的越南。此前已经提到，在秦汉已有中国的行政单位，而中国的大量移民，也在越南立足。可是，中国建立的郡县，大致限于越南北方，交趾郡没有延伸到今日越南南部。在日后的历史，越南始终是华化很深的地方，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见，越南的建筑和风俗，都和广东相当接近。一直到近代，因为法国的占领，发展了新的拼音文字，越南的文献方才不用中文。但是交趾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列入版图，又经常独立自主。越南紧邻广东、广西，却居然能够相当程度保持自治。

　　第二个个案，是朝鲜半岛。在汉代，朝鲜半岛曾经有四个中国的郡(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在半岛上，曾经有过不同的族群，分别建立国家，难得统一，也长期留在中国疆土之外。朝鲜长期使用中文字：他们的历史、文学和日常的交流工具，无不是中文。距今四百年前，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拼音文字，不再使用中文。他们的传说，无不以殷商王子箕子开朝和燕人卫满建国作为早期的历史。秦汉时代，许多中国移民，从山东经过海道，进入朝鲜，或者遵循陆路，由辽东进入朝鲜。半岛上的生活习惯，也和中国的北方十分相近。固然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常常是中国最亲密的外围，可是除了汉代设过郡县，朝鲜始终是自治的国家。

　　第三个个案，是日本。日本考古学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是在弥生文化时代，也就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晚年和秦汉。在这时期以前，日本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是一进入弥生时期，立刻出现了稻米耕作、铜器、铁器、国家组织。凡此变化，在九州岛发生最早，然后延伸到日本其他地区。日本民族，来自两个方向：一支来自北方的亚洲大陆，一支是经由海路，从南方进入的族群。这两元的结构之中，北方的一支——江上波夫所称的“骑马民族”——可能就是亚洲大陆上使用通古斯语言的一支，日后，他们成为日本的武士阶级;另一支，则是在九州岛登陆的亚洲大陆族群，金关丈夫和梅原末治等人，都认为是从中国进入的族群，弥生文化，就是这些人带入日本。

　　既然稻米不能在中国北方种植，而日本古代的稻米，在考古学上的证据看，和中国南方河姆渡文化的稻米同一种属，弥生文化的来源，应当来自中国南方。中国和日本的传说，都有徐福带领三千童男女移民日本的故事。我们不必讨论这个故事的细节，只看徐福故事的背景，是在秦始皇时代，正是大量中国移民，陆续移入日本的时候。据日本学者估计，从秦和两汉三个朝代四百多年，从中国移入日本的人口，不亚于三百万。众所皆知，日本和朝鲜一样，长期使用中文，其风俗习惯，也和中国相当接近。可是，日本从未纳入大陆疆域之内。

　　这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从中国本部进入这些地区，都是经过海路，固然越南和朝鲜和中国都有陆上连接。最初进入越南的中国影响，却是经过粤江三角洲的广州。同样，经过辽东进入朝鲜的途径，相当迂远，倒是从山东半岛，一苇渡海，立刻就到了朝鲜西岸。从山东半岛进入日本，和从江南进入日本，都可以经过海路，借季候风和洋流之力。秦汉帝国的交通路线，编织了一个庞大的道路网，由纵横主干道，经过分支，一步一步，从核心地带，渗透各处。移民开拓了新的分支道路，也就将中国的行政权力，带进了新的地区。海路交通，没有可寻的主干道和分支道，只是一个港口到另一港口，乃是跳跃式的联结，不同于陆路的交通，能够编织为持续存在的道路网，网罗新的地区于中国的版图。这一个特点，我想也可以解释，秦汉帝国的扩张，和罗马帝国的扩张，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后者的本部，是地中海的一个半岛，罗马各方面的扩张，三分之二以上，是经过海路。虽然有“条条大路通罗马”之说，真正的大路，大概只有三条，都要经过意大利半岛的根部。

　　秦汉中国的各方面优势

　　此前所说的“现代人类”从非洲扩散的移徙，分别是从太平洋的西海岸北向的一批;经过东南亚北向穿越今天中国西南部，然后一路直接北移，一路东转，进入长江流域的一批;经过中亚北上，东转进入中国西北部的一批;和直上乌拉山下，再东转，扩散于亚洲北部的一批。这四批大迁移，涵盖今日中国的整个疆域。以秦汉继承先秦的发展而言，上述各条路线，覆盖于后世东方的夷/越族群、西南的蛮/蕃族群、西北的戎/羌族群和北方胡人各族的地区。

　　远古人类的时代，距离先秦/秦汉，有数万年之久;如果那些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类”留下基因，则他们基因的大部分，都会分别传给中国各地区的各种族群。在经过先秦/秦汉时期的几番融合，则中国地区的人类，竟可能拥有非洲人类移入东方的绝大部分，而且各处大同小异，呈现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假如，东亚也有原始人类存在，例如丹尼索瓦人，他们的基因注入“现代人类”，应当有助于后到的“现代人类”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则东亚人类又会呈现东亚的独特性。不过，十万年岁月久远，目前古人类的研究，资料还不多，我们不能轻易跨越这一漫长的时段，直接“对号”，将各处人类的传承，确认期间的源流。

　　总结地说，秦汉中国能够熔铸为坚实的整体，乃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各项的“软实力”。文化方面，从战国时代的基础，继长增高，中国有了完整的宇宙论、伦理学和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家和其他各家综合的基础上。“天下”观念具有弹性，可以不断地收揽和包容，有别于民族国家的疆界。秦汉帝国的文官组织，可以通过察举制度，收罗全国的人才和信息，也能分层分曹办事，稽核成绩，信赏必罚。中国的政治结构，相对于同时代的罗马、波斯和印度，比较具有明确的制度化，不至于完全依赖皇权的人治和贵贱的阶级特权。

　　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发展了当时世界最高度的精耕农业和市场经济。中国的知识和科技能力，都站在当时世界的前哨：例如，浑天说的天文理论，基于相当精准的观测、精密的算术和相应的数学理论;医学有内经和伤寒论的理论和针灸、麻醉的实用技术;对于各种知识，有图书的分类学和语义学的字典;工艺技术方面，知道利用水力，包括灌溉、运输和水力机械，能铸造碳钢的工具和兵器，能纺织染色，制造各种精美的丝织品;制造和生产的工作程序方面，知道标准化等等。这些硬件和软件的能力，使中国的生产能力，超过四邻，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以贸易将各处的经济，纳入中国的大系统之内。以上这些“软实力”，在后世长期延续，而且不断继长增高，因此，中国能够长期维持政治和文化的整体。

　　至于宗教方面，这时候开始，外来的信仰进入中国，要等到秦汉之后，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