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把握中国社会治乱兴替的内在规律，可以洞悉修齐治平的永恒智慧。然而想要修齐治平并不容易，经国纬政也不是谁都在行。领导们都能像孙权那样“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倒还好，如若不能，天下治理的一团糟，到了“生灵有累卵之危，百姓有倒悬之急”的地步，又该怎么办呢?

　　难道要如历朝历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主张的那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也许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于国家行使正确的决策、匡正时弊、重修宇内、再造乾坤大有裨益，但是如果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大众对为政者合法地位发出的质疑之声也不会少，直言鲠议的仁人志士多了，统治者的私欲就要受到抑制。所以不如用权谋中的“小大之术”来间接淫巧的民意，维护一时之稳定。(至于为政者身死之后，国家或败或亡，大可不必考虑。因为昏君奸臣大都以为国败之后，家尚可存，可以移民境外)

　　所谓‘小’字诀，旨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文过饰非，盛加溢美;而大字诀，意在以小见大，无限上纲，无中生有，褒贬臣民。

　　这样一来，大众的日常议论话题就被自然而然的锁定在购物、养生、体育、休闲、娱乐、恶搞、单向的求职技巧、扯皮的相亲节目、虚假的爱心、表面的法制、肤浅的道德等等方面，而不会去关注时局政治，说出什么振聋发聩之言了。俗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然而人们热衷于谈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时尚娱乐，不去触碰与自己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民生大计，并不是说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大同社会的建设正处于初级阶段也’”之类的现象，百姓们都丰衣足食了，而是‘小大之术’将基层的民意颠倒了。

　　(文子说：“的国家看上去好象很热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好象很空虚;灭亡的国家好象匾乏不足;图存的国家好象过剩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热闹不是人丁多，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有余不是财力富余，而是因为寡欲少事;不足不是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入少，但是各种税赋却很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历代为政者运用“小大”之术这一权谋，是造成百姓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购物、养生、体育、休闲、娱乐、恶搞、单向的求职技巧、扯皮的相亲节目、虚假的爱心、表面的法制、肤浅的道德等等鸡毛蒜皮的小情而对民生大计、政治时局不敢轻谈的主要原因。所以仁智的草根学者不为这种权谋所惑。

　　当为政者对某件事使用‘小字诀’时，我们就要看看他所提出的这件事在某一领域内是否个别现象，如果之前已经多次发生甚或蔚然成风，我们就要从‘这一领域内的制度是否健全’、‘这一领域内的政策是否不以好高骛远为能，而以浅近易行为要’、‘政策是否有出台前临时拼凑，出台后又反复更改的现象’、‘政策是否切中时弊，能堵截犯罪於流水之源，而不以事后诸葛亮为高’、‘在这一领域内的执政者到底属于六主之中的哪一主’。如果为政者对这些问题避忌不谈，反而委罪于人，把责任推向社会、学校、家庭、司法、个人等等因素上，证明他在推卸责任，大搞愚民。

　　当为政者使用‘大字诀’时，我们就要从这四个方面考察他：一是对于提倡道德而不真正做到仁的人，有没有授予他国家大权;二是对于见到贤能而不让的人，有没有授予他尊高爵位;三是对于掌握刑罚而躲避亲贵的人，有没有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于那种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而轻易课取赋税的人，有没有让他做都邑的官。如果这四个方面的回答都是：有。那么即使统治者对自己的政绩再怎么表功，对他人的逆耳忠言再怎么上纲上线，大家都可以当他是放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