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洪皓《松漠纪闻》载，人们从契丹人那承袭放偷习俗后，有妇女明目张胆地率领婢妾到他人家趁主人迎客之际偷窃物件。主人发现后，提家用茶食糕点上门赎取。清代广东文昌县也存在“元夕偷青以受詈为祥，失者以不詈为吉”的习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燔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隋朝时，隋炀帝就作诗《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歌颂元宵节了。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古代称夜为宵，故称“元宵”。元宵是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吃汤圆，赏灯猜灯谜……天地人齐欢乐，不亦乐乎。

　　元宵节狂欢庆典的关键似乎就在一个“闹”字，“喧声驱逐夜阑，灯光掩盖夜色”，元宵夜里的人们，因夜禁的开放，夜间行动的空间和时间似乎比往常都要自由和开放。在古代，元宵节的到来，便意味着“放偷节”的到来，偷盗在元宵前后几天可成为名正言顺之事。放偷节起源于辽金时。《魏书·东魏孝静帝纪》记载：“(天平)四年(五三七)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说的是北朝拓跋鲜卑族在元宵夜时，相偷戏盛行。

　　除了元宵，辽金两国是严禁偷盗的，一经查获，除依法论罪，更会如现今有些超市强上贴的“偷一罚十”标语一样，得按照所偷的东西的价值加上数倍赔偿。但在元宵的“放偷节”，人们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偷窃的，官府不禁止，也不逮捕。崇祯八年(1635)刊行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作者甚至提及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不仅偷物还偷人，且妻女为人所窃都不以为忤，这未免也太大方了一点，尚待考证。

　　南北朝的契丹族是于正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夜连续三天“放偷”，女真族则于十六日夜进行相偷戏，“相偷”即为互相随便偷窃。相偷戏的传统从魏、齐绵延至隋，愈发热闹。其后的朝代也受到其遗风的影响，在元宵这天分别有些相偷戏。清初查嗣瑮在《燕京杂咏》中言：“六街灯月影鳞鳞，踏遍长桥摸锁频，略遣金吾弛夜禁，九门犹有放偷人”。物主对这类“偷窃”行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大多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因为你偷我的，我偷你的，偷窃在元宵只是嬉闹玩乐的一种方式而已。因此物主只是严加戒备，以防失窃而已，并不抓贼，在失窃后也只是去想方取回失物而已。

　　宋代洪皓《松漠纪闻》载，人们从契丹人那承袭放偷习俗后，有妇女明目张胆地率领婢妾到他人家趁主人迎客之际偷窃物件。主人发现后，提家用茶食糕点上门赎取。清代广东文昌县也存在“元夕偷青以受詈为祥，失者以不詈为吉”的习俗。放偷节里，人们都偷些什么呢?各地“偷青”的不少。“偷青”即窃取他人蔬园里少许的青菜。江苏省《沙川抚民厅志》(清道光十六)提到妇女出门观灯时，“或私摘人家菜叶，以拍肩背，曰拍油虫。”但也有偷青菜不止偷少许，而是偷菜偷空人家菜园的。一遇元宵佳节，“不论男女老少，不待更深，饭后即出，到处汹汹，势同掠夺，各园主稍为疏防，即被一扫而空。”这说的是光绪十二年(1886)时，原驻防于柳州的广西提督率同家属进驻广西龙州县，随同的家属将“偷青”之风引进该地，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此种现状。

　　除了偷菜，人们也还偷别的东西，比如偷灯。送灯或偷灯以祝愿生子的习俗很早就有。《岁时广记》引《本草》称，宋时人认为正月十五日的灯盏可以使人生子，若夫妇共同去别人家偷来，放置床下，当月可怀孕。还有民谣唱：“偷了刘家的灯，当年吃了当年生，有了女孩叫灯哥，有的男孩叫灯成。”在旧时元宵节的晚上，家家户户门前都燃一些用豆面捏成的或用水萝卜刻成的灯。有女子婚后三年不育的，元宵节就上街去偷灯吃，一般偷刘姓和戴姓的，“刘”“留”、“戴”“带”，取其谐音，意为“留住孩子”，“带上孩子”。虽是迷信的说法，但也喜庆。人们为何独在元宵放偷呢?据说“元宵放偷是一种别致的馈赠形式，它是原始共产制的折射。”总之，古人们在元宵不仅玩得不亦乐乎，也是“偷”得不亦乐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