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的先人是女真人。女真人起初并没有自己的文字，金建国后，公文曾经使用过契丹字。公元十二世纪初，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创制了女真大字。它以契丹大字和汉字为基础，加、减或变化其笔画而制成。现今存世的绝大部分女真文字资料都是用女真大字所书写的。公元1138年，金熙宗又颁布改造后的新字，称为“女真小字”，并将女真文字作为金国的官方文字使用。但在金统治中原的百余年间，女真字应用者实际上仅限于统治阶层，蒙古灭金以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渐汉化，大都改操汉语，依然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仍用女真文，并持续使用到明朝正统年间，以后逐渐消失。女真字由此成为无人可识的“密码”。元明时期，女真人一度使用蒙古文。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讲女真语，却使用蒙古文字，语言和文字二者间的差异，成为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

　　用雏形满文记录的《满文老档》

　　原藏于沈阳故宫崇谟阁的《满文老档》是在满文刚刚形成过程中，第一次用雏形的满文记录的史书。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与明朝和蒙古各部的联系日趋频繁。仍借用蒙古文字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创制满文提到了工作日程上。

　　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欲以蒙古字编成国书”，命令精通语言文字的官员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额尔德尼和噶盖推辞说：“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 ”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 ”见二人仍然面有难色，不得要领，努尔哈赤接着又说：“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亲)?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亲)?吾意决矣，尔等斌写，可也。 ”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在蒙古文的基础上，遵照努尔哈赤创制满文的基本原则，即参照蒙古字母，协合满族语音，创制了无圈点的满文，史称“老满文”。

　　新满文用10年才完成推广使用

　　老满文诞生后，完全借用蒙古文记录，存在诸多弊病，有时候写一个词，有几种读法，因读法不同，词义也截然不同，遇到人名、地名，困难更大。于是，达海奉命改革老满文，老满文的改革时间是满族史研究中的疑案之一，史载有四个时间：天聪六年(公元1632)正月、天聪六年三月、天聪三年、天命年间。史载不一，莫衷一是。天聪六年，皇太极命令达海等将满文加以圈点，以做区别。达海遵旨改造满文，经过改造的满文臻于完善,通常被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改进后的新满文，其推广使用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是在女真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和指导下完成的。从现存的满文档案看，新满文使用初期，存在新老满文兼用的情况。截至崇德末年，在公文档案中才完全用新满文书写。新满文的推广使用，足足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至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

　　清入关后，除满族原先居住的东北地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宫廷各部门普遍使用外，派驻八旗满洲兵丁的全国各重镇要地也都使用满文。在汉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加之满族人积极学习借鉴，满文吸收了大量的音译汉语借词，大大丰富了自身的词汇，从而推动了满文的发展。这期间除满族使用满文外，与其相邻的或编入满八旗的达翰尔、锡伯、鄂温克等民族也都曾用过满文。

　　但随着满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越来越深，满汉的全面融合逐渐限制了满文的应用。自乾隆时起，满文的应用越来越少，发展出现了转衰的趋势。同治以后，满语逐渐失去了行政上的重要应用，连公文也被汉文所取代。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覆灭，满文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时至今日，能够读懂满文的人不多。而满语在全国也仅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些满族村屯的少数几位老人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