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民族，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方有难、八方援助的人道主义精神千百年来已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扎下了根，我国古代社会许多见义勇为的事迹，历经多年仍广为传颂。然而，也有一些人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面对势力及危害社会安全的现象，却无动于衷。对于这种情况，历代统治者从维护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汲取了古代儒家学说中有关“义”的思想，制定了许多关于见义勇为的法令法规，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给予恶惩。

　　对见义不为的惩罚措施可上溯到秦朝。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简。我国学者对其分类整理后，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在其中的《法律问答》里，就记载了对见义不为的惩罚措施:“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该篇还记载:“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从这两段秦简的内容看，秦代对见危不救的处罚规定十分严格，凡邻里遇盗请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论罪;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内未出手援助，罚战甲二件。

　　及至唐代，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法律规定更为详细。《唐律疏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如该书卷28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

　　此外，在唐律中还有对诸如发生火灾、水灾等重大险情时的救助规定，如《唐律疏议》卷27中有:“见火起，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并须告见在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合徒一年。”这些规定是儒家礼学与封建法律相结合的典范。宋代关于见危不救的法律条款与唐代相同，《宋刑统》卷28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清时期，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卷24中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总之，自秦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制定了对见义不为予以严惩的法律条款。这是因为，如果任这种风气蔓延下去，势必会造成邪气上升，道德沦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为了能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弘扬正义、惩治的社会风气，许多朝代都制定了对见义勇为给予奖励的法规。秦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较早实施对见义勇为者给予奖赏的朝代。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政府颁布了捕获罪犯给予奖励的办法。据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捕亡令第28”载:“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项法令开创了国家对捕获罪犯、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先河。宋、金时期，也都颁布过类似的法令。

　　元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元代的法律文献中，也多次提到政府给予捕获盗贼者奖励的规定。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就颁布过奖赏令:“诸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捕获强盗赏钞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此后元成宗、元仁宗等许多皇帝都下令推行这项措施，直至元朝灭亡。到了明朝时，除对捕获盗贼者给予物质奖励外，还试行了赏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贼十名以上，各与一官”。清朝沿袭前代的规定，据《大清律例》卷24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盗贼)者，官赏银二十两，多者照数给赏。”对于在与罪犯搏斗中受伤的见义勇为者另行奖励，如京城地区“将无主马匹等物变价给赏”，京外各州、县将审结的无主赃物变给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