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历来有一种幻想，或者说有一种幻象：无论在怎样糟糕的历史中，总能窥见一丝体制内的良心光彩。但只要稍做较真儿的思考，便会发现：在我们这个皇权、官权至高无上的国度，清官只能是作为一个怪物的形态出现，而这个怪物，有时甚至会产生比贪官还要大的破坏力。以道德力量维持运行的国家，往往走向不道德;以清廉不阿维系公正的官员，往往制造更大的不公正，只要这一切，发生于官本制度之下。官僚架构严密成熟，文官集团势力强大的明朝，一方面，官员保有一种节劲的传统士大夫风骨，另一方面，制度设计的低效和无能则使文官集团普遍。但在制度性堕落积重难返的情形下，仍可以有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员出现。

　　海瑞的胆略表现出了一个儒家理想主义者的勇气和操守，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的清廉绝对不是，然而这个明朝最正直的官员，尽管官至二品，但终其一生却无大作为，张居正认为他轻率躁进，万历则直接斥其迂憨。和其他有史可查的清官一样，海瑞在当时的声誉极高。这个严格自律的好人，认为君子之所以志于仕途，只应该是出于恻隐和义愤之心，因此不贪和刚直是为官的基本要求，哪怕只有微薄的薪水，也只能毫无怨言地接受。

　　海瑞甚至还骂过嘉靖皇帝，对其他官员也是刚直狂狷，不讲情面。表面上清官是反制度的，而实质却是制度狂热的建设者。清官是无能制度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也是这种制度的一块贞洁牌坊，他既不能超越官本制度有所变革，也不能于体制之内有所作为。海瑞的失败，是个人力量挑战的失败，更是一种无法洞见制度弊端的文化失败。举凡官本制度，权大于法、道德大于法、人情世故大于法，清官们越是追求被压抑扭曲了的法律得以严格执行，便越是鼓动起权力、道德、人情的抗逆，而这种清官，也根本不可能逃避权力、道德、人情的笼罩，只不过，清官的自我要求更高而已。

　　海瑞追求明朝立国时的真纯境界，甚至上条陈提出恢复洪武年间对贪官“剥皮实草”的极刑。在海瑞的理想中，开国时的峻厉法典是保持国家公正清明的最好方式，而像海瑞一样对开国吏治的仰慕，似乎是中国人思维上的一个成例。官本制度从设计之初就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即使是不太坏的制度，也是无能的制度，这种无能恰恰就表现为有正义感的人难以超越成例，清官就只能成为时代的怪物，不可能有创见性地改革。清官之怪，一是狂悖，一是固执，一是峻苛。狂悖表现为特立独行，固执表现为孤意专断，峻苛表现为不近人情。此三种品性如若不是在官权体制之下，堪称美德，但在这种体制之下，则为十足的怪物，甚至对社会还有很大的破坏力。

　　海瑞以节操著称，但他的节操虽令人佩服，却很难为大家效仿。他个人生活极端节俭清贫，在他治下，严禁民间制造、使用奢侈品，其中包括丰盛的宴席，甚至是一块华丽的头巾。做他的属下亦极其艰难，据记载，海瑞连一张公文用纸的发放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有官员曾参劾他说，在他治下地主不敢放租，农民不敢还钱。一个真诚的清官，本身就是官本制度思想造就的产物，他的出现，不过是追求这种思想最真纯或最完美的境界，以图创造一个更加压抑的社会。所谓官本制度，除了权大于法、道德大于法、人情大于法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整体的绝望，这一点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由于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官本制度必然臃肿拖沓，监管上的漏洞几乎难以被有效封堵，易如顺手牵羊，而道德上的惯性却又让管理者不可能对腐败视而不见，道德则自然成为权力博弈的砝码和重武器，你整我，我整你，官员深陷其中，朝不保夕。在这种绝望的制度里，常常表现为自上而下，而不是相反。清官的作用，一则引发体制内的恐慌，一则又给体制的残喘打上一剂强心针，这就是为什么官本制度下总是需要人为塑造典型的原因。就算没有典型，也要假造一个，虽然这个典型和制度精神格格不入，没有上帝，也要制造一个，因为人们需要信仰。

　　海瑞这个怪物其实在一个制度走向堕落的时期也几乎算得上是孤例，连张居正这样厉行变革的国之重器也一样上下其手，贪，已经成为了薪俸不多的官员们流行的创收方式。官本制度下难以遏止完全是一个技术设计上的问题，没有哪一种制度是认可贪污光荣的，明朝官员们实行薄俸的最初原因确实是在践行一种良善的道德理想—做官是出于恻隐和义愤之心，是一种抱负和理想。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明朝开国君主和官员们的理想道德标准，然而，理想终究敌不过糟糕的制度设计。于是，清官这种怪物，如不是百年难遇的奇迹，那就是制度性造假的结果。清官出现得越多，宣传得越频繁，一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就越严重，而一个健康运行着的社会，是没有必要塑造或者自造清官的，只需要四个字就足够了：恪尽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