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的现实考量:蜀汉立国之本是正统性
有些人一直以为诸葛亮的北伐误国误民,使得蜀国民生凋敝,最终亡于晋。其实结合当时的环境分析,北伐是必须的。
公元221年秋7月,蜀汉章武元年,即位不久的刘备为给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不顾诸葛亮等大臣反对,发兵大举进攻东吴。222年,蜀军出峡与吴军相持于夷陵,猇亭一战,被吴将陆逊击败,退回蜀中。次年4月刘备病死于白帝城的永安宫。临死前将国事托付与丞相诸葛亮。后主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封武乡侯,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从此,诸葛亮成为蜀汉事实上的决策者。此时,诸葛亮42岁。
当政之后,诸葛亮首先和吴国停战,再度交好,这样就解除了来自东面的威胁。“安居平五路”解决了燃眉之急。然后在国内致力发展生产,积蓄军粮。然后便开始了所谓的“连年征伐”。
我们先来看一下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对得蜀之后的计划:“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可以看到诸葛亮当政之后的作法是完全按部就班来的。不过其中的“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是不可行了,因为荆州此时已经在东吴手中了,此时便只有“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一途了。
“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之后,这样就该开始“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了。西羌由于马超的原因,一直都很支持蜀汉政权的,而南中的少数民族,就不是能“抚”平的。因此“三年春,亮率众南征”,七纵七擒,南中平。这样,解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
有些人一直以为诸葛亮的北伐误国误民,使得蜀国民生凋敝,最终亡于晋。其实结合当时的环境分析,北伐是必须的。
从表面看来,当时天下呈三分之势,相互牵制。但实际上,在刘备东征失利后,蜀汉的形势是最严峻的。猇亭一战,大军死伤过半,本来就危险的蜀汉犹如雪上加霜;再看一下三国的户口,魏有户六十六万余,口四百四十余万;蜀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余;吴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余,兵二十三万。再看一下地理方面,要知道,在唐朝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都在北方黄河流域,而广大的长江、珠江流域都是很贫瘠的,很少开发。至于蜀地,虽有天险,但是也是由于太多的山区,虽然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但是也不能和占据中原广大土地的曹魏相抗衡。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一不是以地为本,以人为本,地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力的强弱。面积大的国家,收成和生产力高,人口增长快,兵源和军饷充裕,在军事上就占到了决定性的优势。历代的兵家,均是寸土必争。而当时曹魏就是占据着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中原黄河流域地区以及北荆州。而东吴所处的江东即南荆州、交州以及扬州,蜀汉所处的益州、南中相比来说是很贫瘠的。
那么,有人就会认为了:既然蜀汉处于劣势,那么就应该全力发展内政为上,以逸待劳。但是曹魏政权会如宋襄公一样任你发展,等到你发展好了再和你开战?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放弃军事就是自取灭亡。在这种意义上讲,北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不仅如此。
此时荆州已失。蜀国经历大败,魏国却有渔人之利,此消彼长,力量更是悬殊。关中已经成为魏国的首号攻击目标。虽然再度和吴国联盟,但是两国关系亦不牢固。蜀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只能是自力更生。但单纯的防御又不太可能给予足够保证。因此,蜀国只有先发制人,出兵伐魏。
而在当时的当时曹魏政权虽然已经完全统一了中国北方。开始休养生息。但是仍未完全巩固稳定,人心也完全归化。百姓们一旦过开了和平时代的生活,经济上有了起色,对现任统治者便不太会有极端的反感情绪。任由这样的局面延续下去,曹魏政权的统治便越来越有根基,对原来的东汉刘氏政权的忠诚度也就更淡了。长此以往,蜀汉仅存的“正统”有时势必丧失殆尽。因此,北伐也是不得不为之。
而第一次出征,“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之前降魏的孟达也打算再次归蜀,正是曹魏人心不稳的表现。
具体到战略上,战争当中,防御方有个心理上的劣势。攻方如果失败,可以撤退。但防守的一方如果失败,就难有活路,甚至面临灭亡的危险。“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所以诸葛亮除了主动北伐,再没有其它选择。
主动北伐,目的有三。最保守可以保国,保证蜀汉政权的正常运作。中可把战线推前,并控制陇右一带,扩张领土,进而增强国力。最理想的是能通过北伐完成先帝夙愿,。
公元227年,蜀汉建兴五年,蜀汉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并向后主献上了名传后世的《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於陛下也。......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纵使时隔近两千年,每读出师表,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出武侯之情,“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於陛下”之情,千古之情。
蜀国内部,反对和阻挠北伐的派系一直存在。尤其是本土的川系,反对北伐是出于其地主集团的自身利益。这些集团在蜀地拥有土地家业。即使蜀国灭亡,投降魏国或西晋仍可安心做大官。而开战不光有危险,还损害其经济利益。
当然,北伐对蜀国的经济有一定副作用。史家并不讳言,在历时多年的北伐期间,一段时间内蜀国百姓“面有菜色”。但是,相对于不北伐的亡国亡土,流离失所要好的多。而且诸葛亮在北伐的同时,也很注意修养生息。“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这说明北伐对经济的影响并不严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倘若诸葛亮的北伐比纯粹发展内政更损害百姓利益,令百姓怨声载道,绝不会为其立祠至千百年后。
北伐当然不是轻易,而是充满风险。对于诸葛亮而言,在后方安安稳稳做太平丞相,把握大权,当然比风餐露宿,出生入死,决战沙场更符合其利益。然而诸葛亮却为自己选择了最崎岖的路。平生之愿?报先帝之恩遇?还是为了天下人......
六出祁山历时七年,星殒五丈原。诚如杜工部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相满襟。
渭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军中,年54岁。之后,姜维的北伐也被迫终止。于是西晋使邓艾钟会攻蜀。彼时,蜀国并非无兵无粮,成都亦是天下闻名的坚城,何况外头还有姜维守住各处关隘。但投降派却马上就劝阿斗弃械。蜀汉从此灭亡。
“天险可守,人心不可守。自古皆然。”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行进......
“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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