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濞(前215-前154)，西汉诸侯王，沛郡丰邑(今徐州丰县)人，刘邦侄，封吴王。他在封国内扩张势力，后来汉景帝采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景帝前元三年刘濞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等七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亲侄儿,剽悍勇猛,在平定汉初异性王谋反的作战中,屡立军功,受到高祖的赏识。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被封为吴王。当年的吴国,辖地辽阔,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都城设在广陵(今扬州)。吴王权倾东南,威势显赫,刘邦当然有点儿不放心,但年轻的刘濞信誓旦旦向叔父刘邦表忠心,说为了刘氏的,自己一定竭尽全力,请你老人家放心。文帝时期刘濞就与刘恒产生了隔阂，景帝时期便谋反了。

　　刘濞是“七国之乱”谋反的领头人了，为什么刘濞突然谋反呢?纵观历史典籍，不难发现，刘濞的造反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刘濞的儿子被刘启失手打死。景帝是太子的时候，吴王的儿子(吴国的太子)晋京，两人饮酒下棋，产生口角，未来的景帝杀死了吴国的太子。《史记·吴王濞列传》的说法是，吴国的太子脾气不好(“轻悍，又素骄”)。儿子的尸体被运回吴国，父亲吴王很生气，认为死在长安就应该葬在长安，又把尸体送回都城安葬。从此吴王称病，不再晋京上朝。当时的天子文帝，采取了和解的方式，赐予吴王坐几和手杖，允许他因为年老而免于上朝。

　　王子至高无罪被杀，朝廷应妥为善后，安抚人心。只是朝廷的举措仅仅是“遣其丧归葬”。刘濞的“愠”是自然的，只是他在行动方面有所克制，只是将遗体送回长安安葬，且长期称病不朝。“解铃还须系铃人”，矛盾源于朝廷，但朝廷系铃者始终未去解铃。刘濞与朝廷矛盾的激化在景帝时代，吴王谋反不光是因为他的儿子被景帝杀掉，还有其他的的因素。比如吴国铸钱、煮盐、招揽各地难民，有另立中央之嫌(“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

　　吴国政通人和藏富于民。《史记·吴王濞列传》对吴国描述： “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从这个描述来看，吴国是政通人和藏富于民的。刘濞在治吴国40余年，应当说，是日后长江三角洲走向繁荣的基础。吴国的疆域有“王三郡五十三城”，三郡，即指汉初的东阳郡、吴郡与鄣郡。《汉书·地理志》所列75郡无此三郡名称，出现会稽郡、豫章郡、丹阳郡，系因西汉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行政区域的缘故。西汉时代广陵城处于三郡中心地带，被定为吴国之都，王府所在。刘濞一方面是为朝廷守边，安定地方，另一方面则是发展经济。《前汉书·地理志》云：“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刘濞等人使当日地广人稀的长江三角洲逐渐人烟稠密;《史记》说当日的吴国“国用富饶”，即财源充沛;“能使其众”，即获得百姓爱戴。至于广陵，逐渐形成为繁荣富庶的大城，与江淮地带继续开凿运河，便利交通，吸引四方商贾云集有关，这些都说明刘濞是治理地方、改善民生之能手。

　　但是，在中央集权制下，如果封国政通人和，就会有“收买民心”之嫌，进而有“另立中央”之嫌，这几乎成了地方自治的原罪。如果民不聊生，涉嫌渎职;如果是民心所向，又涉嫌谋反，吴国没有逃脱这种两难境遇，不愿坐以待毙，最终被逼谋反。晁错《削藩策》刘濞被逼上了梁山。文帝的时候， 晁错屡次上书削蕃，但是文帝一直都没有行动。到了景帝的时候，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晁错就又上书给景帝阐述他的削蕃的政策。景帝一听，这个主意好啊。地方诸候国的势力小了，中央就不用再天天担心这些诸候国反叛了。所以说，景帝就开始找一些理由开始削减诸候王国地封地。先是把楚国的东海郡给削了，然后又找借口把赵国的常山郡给划走了，而胶西王也被削减了六个县去。这种做法一时弄得各路诸候人心愰愰。当然，吴王刘濞更是担心自己的封地被中央夺走。本来刘濞就与中央有隔阂，发生削蕃这种情况，刘濞担心朝廷有朝一日会对自己下毒手。所以吴王刘濞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起兵反叛。

      刘濞治理国家的方略确实有一套，可以说当时的吴国是国富民安。但是说到搞政治这一方面，未必就是他的强项。但是即使再弱智的人也不自己单干，所以刘濞定联合胶西王一起反叛。然后又找了其他的一些诸候国即楚、赵、胶东、菑川、济南五国联合起来进行反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了。只是,刘濞的运气实在太差, 汉景帝派条侯(封号)周亚夫为总指挥。刘濞遇到的对手是久经沙场、惯于征战的老将周亚夫。在强手面前,刘濞屡战屡败, 吴楚七国之乱从正月份开始打，到三月份就见输赢了。由于刘濞刚愎自用,战略上犯下冒进的错误,最后兵败如山倒,被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