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 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才识体系中有先秦儒、道、法、墨、名、兵、纵横等诸子学派的思想因素，可谓学综百家、博采众长。对于前代文化遗产, 诸葛亮采取的是积极的兼收并蓄的方针。关于这一点以往学者著作中已有专门论叙，本文亦不再赘述。以下笔者拟做一次细化，谈一谈先秦时期最主要的儒家著作之一 ——《左传》对于诸葛亮的影响。妄言之处，还望列位专家海涵。《左传》又名《 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现在一般认为是春秋后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相传 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先师为之言，后师为之传”（1），这是经学的传统。《左传》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15年左右。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长于修辞的史学著作，《左传》开编年体著史之先河，以鲁史为线索，以鲁国十二个国君的谥号为次序, 洋洋十八万余言，生动翔实地记载了春秋时期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公元前722年至前454年）的重要史实，着重叙写了春秋时期各诸候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法令、外交、文化、历法、天文、风俗等状况，突出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和思想。“体大思精，鸿篇巨帙”（2），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典籍。《左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从思想内容上看，它首先肯定了 齐桓公、 晋文公等人的“霸业”，原因是因为他们能够“尊王攘夷”——“尊王”是拥护岌岌可危的 周朝，“攘夷”是斥逐进窥中原的各族。它 直言不讳写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兼并提出异议，揭露出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相互残杀。它谴责“爱鹤而不爱民”的卫懿公、残害无辜以取乐的晋文公以及其他大小统治者 荒淫无耻的罪行，目的在于使腐朽的贵族吸取教训, 有所警惕。它歌颂善于治国的 管仲、 晏婴、子产，强调指出人心向背的重要意义，提出“违民不祥”、“ 众怒难犯”等以民为本、重视人民的言论，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左传》一书西汉时开始在民间流传， 东汉初被列入官学传授系统，成为古文经文学起家之书。伴随着经学受众的日渐壮大，《左传》这部经典影响则更加广泛了。再看看诸葛亮，他出生在东汉末年的一个传经世家中，远祖诸葛丰，生活于西汉武、昭、宣、元四帝时期，“以明经为郡文学”（3），后来仕至司隶校尉，进加光禄大夫,全家由今诸城迁至今沂南（即东汉时的阳都县），因此阳都诸 葛氏可以称作是 源远流长的世家了。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诸葛丰七代之后， 汉灵帝时先任梁父令，后为泰山郡丞，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会通百家。亮长兄 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4），东汉儒家世代传经，是时代风气使之然。在这样一个古文经学派的家学背景下，处于求学 启蒙阶段的少年诸葛亮，自然要熟读《左传》这部经学入门典籍的。诸葛亮来到襄阳后，被荆州牧 刘表安排在城南“学业堂”读书，师从綦毋闿、宋忠、司马德操等人。而綦毋闿等人皆“博通诸经”，受其熏陶门中弟子伊默就“专精于《左氏春秋》”（5）。有这些名师硕儒的敦敦教诲，加之“少有逸群之才”“独观其大略”，诸葛亮必尽得《左氏春秋》之精髓。《左传》对于诸葛亮的积极影响，透过他的思想言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左传》中“民本”的思想。《左传》中“以民为本”的终极关怀思想贯穿全书。文中通过随季梁（桓公六年）和宋司马子鱼（僖公十九年）的言论多次提出“民，神之主也”的观点，并在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公十五年）、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公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公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公元年）等篇章中反复强调“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6）的结论。诸葛亮治蜀尤其注意顺应民心、为民兴利这一事关政权的根本问题。他指出：“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7），“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8），“因天之时，就地之事，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9）。他坚持以民为本，讲究“德治仁政”，注重人心向背。他“抚百姓，示仪轨，开诚心，布公道”（10），心系黎庶，勤政爱民。百姓感其恩德，敬之爱之。亮病卒后，如陈寿《 三国志》中所记载的那样“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辟”，世代祭奠，永垂青史。其二是《左传》中的“法治”思想。《左传》中通过记叙郑子产积极推行法制治理国家的史例提出“法治”的思想，并在后续篇章中指出：“贵贱无序，何以为国”（11），“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12），“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13），进一步阐明依法治国的原则和重要性。诸葛亮治蜀正是这一思想的成功实践，他提出：“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14），“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15），“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16）。他设立《蜀科》确保“有法可依”，严明吏冶强调“执法必严”；他“约官职，从权制”（17），“科教严明，赏罚必 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18）。街亭一役后，他比照《左传》中“杨干违法，魏绛戮其仆”的有关事例，不但依法处斩了自己最为器重的 马谡，更“引咎责躬”上疏自贬三等，以严于律已、高尚自诉的风格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在他的良苦用心下蜀国境内“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19），一派安定祥和的气氛。其三是《左传》中的人才思想。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人才，培养和选拔人才在历朝历代都是理政治国的重中之重。《左传》中关于人才思想的论述有：“举不失德，赏不失劳”（20），“三折肱知为良医”（21）等，明确指出选才的方法和标准。诸葛亮治蜀非常注重人才的挖掘与培养。他不分亲疏，唯才是举，提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22），“忠益者莫大于进人”（23），要求“取人不限其方......尽时人之器用”（24），提拨重用如 蒋琬、 姜维、何祗、张嶷、王平、杨洪、杜微、秦宓等一批 后起之秀。诸葛亮不以个人好恶取人才，他与 法正禀性不同，但很佩服法正的智术，于是花费很大力量把法正争取过来，凭借法正的“善设奇制变”，智取益州。许靖原为蜀郡太守， 刘备围攻成都时，许靖想逾城投降，刘备十分看不起他。但诸葛亮不带成见，他对刘备说：“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25），于是拜许靖为司徒。他还在成都之南筑台，“以延四方之士”，为蜀汉网罗了一大批文武精英，使刘备顺利建立了政权。这些都是对于《左传》中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四是《左传》中的军事思想。《左传》这部书非常善于描写战争全书记录军事行动四百八十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十四次。作者把每一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记载战争的部分如晋楚 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 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简直可以作为兵法战例来看；书中不乏一些战术策略的精辟总结，如：“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26），“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27），“敌不可纵，纵敌患生”（28），“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29），“战，勇气也”（30），“兵犹火也，弗戢，将也”（31）等。诸葛亮活学活用发展创新，对于战争的胜败从根本上找到原因，总结出一系列科学的军事理论：“师出以律，失律则凶”（32），“军无习练， 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33），“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34），并付诸实际、身体力行。另外《左传》中还提出的对内维护民族和睦、对外寻求积极外交的战略主张说：“辅车相依， 唇亡齿寒”（35），“亲仁善邻，国之宝也”（36），“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37）。大许基于此，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对内和抚戎夷，对外结好 孙权的战略思想。他采取“心战”策略和抚南蛮西戎，派遣郑芝使吴恢复两国盟好，着力做好内政外事，以创造东、南、西三个周边的和平良好环境。其五是《左传》中所宣扬的思想道德观。书中强调指出：“日月之食，何损于明”（38），“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39），“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40）、“施舍不倦，求善不厌”（41），对“君子”的作派从思想、行为学的角度提出具体要求。诸葛亮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强调：“正已以教人”，要求下属多提出批评意见，“勤攻已阙”，以“集众思广忠益”（42），一再声明自己“不疑于直言也”（43），告诫后代“志当存高远”（44），“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45）。他 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自校薄书，率先垂范；他清贫淡泊，不贪不奢，“蓄财无余，妾无副服”（46）；他视功利若敝屣，以忠贞而事君。对于刘备的临终嘱托，他援引《左传》中僖公九年荀息回答晋献公托孤时“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的话语誓表忠心。其六是《左传》中的经济思想。《左传》中记叙有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47）以农为本带动地方经济的事迹。诸葛亮治蜀始终贯彻着一套与之类似的经济思想即：“休士劝农，分兵屯田，调其赋税，以充军实”（48），“铸直百钱，平诸物价”（49）。他大力推行闭关息民、务农殖谷、工商并举、盐铁官卖、发展蜀锦、重视科技、架桥铺路、兴修水利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使得蜀国出现了“国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社会安定、物殷国富的繁荣局面。最后是《左传》中的辞令。《左传》中的辞令短篇如《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长篇如《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前者在 兵临城下的危急情况下，沉着应对，不卑不亢。看起来是摆事实讲道理，实际则巧妙利用秦晋两国间的 矛盾，依情据理展开分析，终于说服秦国退兵，使郑国 转危为安；后者是一篇与秦绝交的最后通牒，吕相历举事实斥秦不义，句句铿锵有力、有利有节，使得秦国几无反驳之力。像这样 纵横捭阖的说辞，实际上已开战国苏（秦）张（仪）游说风气的先例。由于当时诸侯来往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单单只是个人荣辱问题，更牵涉到国家利益，正如孔子所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左传》中生动的言辞触目皆是，除上举两篇外，著名的还有《阴饴甥答秦伯之部》（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王孙满论问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荦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 恰到好处”（50）。观诸葛亮行文言语，如《正议》中，开篇列举 项羽恣意妄为、不循正道导致兵败垓下以及 刘秀率领数千羸弱士兵战胜 王莽四十多万精锐部队的事例，层层剖析，步步深入，驳斥警告曹魏的诱降丑行，反复阐明“人谋”可以胜天的观点，表达他以弱胜强、誓死抗争的信心和决心。全文叙理简练精纯、议事周密严谨，堪称一篇光辉的战争檄文，颇有《左传》中行人辞令的痕迹。再假若历史上真有 舌战群儒的话，大概也是受益于此罢。综上所述，《左传》这部先秦时期儒家重要典籍在诸葛亮这位历史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身上有着深远的思想延续。作为一位千古名人，诸葛亮对于前代文化遗产积极地传承与发扬，突出表现了他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优秀个人素质。诸葛亮继承了前代文化遗产，更丰富了后世文化生活，他圆满地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他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必将永远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人民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