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汤武革命，孟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齐宣王问他：“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说：“于传有之。”齐宣王很害怕，说：“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则斩钉截铁地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在孟子看来，桀纣不行仁义，是独夫民贼，汤武则是仁义的化身，后者革前者的命，是正当的、正义的。

　　不过，在革命的具体过程中，究竟是仁义起了作用，还是暴力流血起了作用，则存在不同的说法。

　　《孟子》中有一段记载，极力渲染商汤的“仁义”：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滕文公章句下》

　　根据这段记载，商汤极为仁义，而葛伯则荒淫无道，汤做到了仁至义尽，而葛伯不仅毫不领情，反而残害无辜少年，汤实在忍无可忍，才灭了他。至于以后的十次征讨具体什么情况，没有详细记载，大概总归是商汤有理，别的国君则是不仁不义。

　　在孟子看来，武王闹革命的过程和商汤也差不多。被征讨的国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武王则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滕文公章句下》)

　　在后人看来，这样的记载相当可疑。汤武的表现实在是太伟大、太高尚了，太不合情理，很容易使人产生itistoogoodtobetrue的感觉。尤其是在读商汤那段故事时，“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使我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在卢沟桥附近发生的某国士兵军事演习的事情。我怀疑所谓的“童子事件”大概也只是一个借口。而且，如果某国占据了中国很长时间以后，他们书写的历史教科书中会不会出现上面那些感人的帮助中国人耕种的故事情节？难说。总之，对于我等老奸巨猾之人来说，这些记载根本就不可信。不过，对于孟子来说，汤武感人的仁义故事“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可不是什么都相信。他也有怀疑的时候。孟子就颇为怀疑《尚书·武成》中的相关记载。他这样说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尽心章句下》)孟子认为，周武王是仁义之士，他领导的革命军自然是仁义之师，“仁者无敌”，仁义之师所到之处自然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怎么会出现抵抗，怎么会出现血流漂杵的情形呢？孟子不相信这样的记载。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孟子相信汤武革命中感人至深的仁义故事，不相信革命中会有流血的事情发生；而我则刚好相反，绝对不相信那些仁义故事，倾向于认为革命是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的暴烈活动，当然是会流血的。由此可见，孟子的学问很大，却很天真幼稚；而我的学问很小，却早就失去了天真(lose in-nocent)。

　　孟子的“信”与“不信”，有着深层次的思想原因。

　　孟子是性善论者。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并且把他的性善论引申到政治领域，希望统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可以说，孟子的性善论是为他的政治理论服务的。在孟子看来，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世间一定存在善的统治者，他们能够实行仁义；仁义所到之处，自然一片光明，不会有流血，也不会有阴暗；政治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善人找出来，使他们身居高位。孟子一生都在寻找能够实行仁义的统治者，结果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着。他不知道，他是在寻找世间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他也不知道，在权力面前，善是极为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