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可走，即入流还是不入流，“登科”还是“不登科”。是做官呢，还是如袁守诚一样，做一个逍遥自在的民间高人?明代版西游第九回，算命先生袁守诚与泾河龙王打赌，看谁预测的下雨时间和雨量更为准确。结果龙王作弊，私自调整下雨的“天机”，被天庭问责。他只好求救于唐太宗，可太宗没有兑现对他的承诺，致使其死亡。心有愧疚的李世民因担心龙王冤魂不散，特意跑到大相国寺还愿，由此得以遇见唐僧，为西天取经开了一个头。

　　可见，所谓的西天取经的壮举，不过是由袁守诚与泾河龙王的一次打赌所引发的。故而，袁守诚被西游认为是所谓的“不登科的进士”——没有做官，却做了很大的事业——还是有道理的。大抵，袁守诚就是西游作者吴承恩的代言人，如同《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作者吴敬梓一样。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可走，即入流还是不入流;“登科”还是“不登科”;是做官呢，还是如袁守诚一样，做一个逍遥自在的民间高人?吴承恩与吴敬梓，都是天赋异常之人，也都是因各种原因不做官的典型。可是，他们只不过是少数人。考科举做官，对绝大多数读书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力，毕竟他们没有太多别的出路。渴望着做官，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整个心路历程，甚至整部中国古代史。

　　可是，这种世俗的利益，并非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儒林外史》中的第一完人杜少卿，其家是当地的科举望族，父祖辈都是高级干部。可他却乐善好施，笑傲权贵，视金钱如粪土，跟着感觉走，最后散尽家产，一贫如洗，并远离故土。但他依然欢歌笑语，至死不渝。而“儒林”的作者吴敬梓也同样如此，其祖辈有六人是进士，包括一个榜眼、一个探花。可是，他就是不走科举之路。最终，吴敬梓与他笔下的杜少卿一样，都成了世俗中“不可效此儿郎”的不肖子孙。而明代的吴承恩，他的科举之路也如清代的吴敬梓一样，蹉跎纠结，屡考不中。幸运的是，他有绝活，早在吴敬梓创作“儒林”两百年前，就写出了千古好书《西游记》。

　　不过，别看这些不做官的大家死后著作等身，爆得大名。可生前的凄凉与痛楚，又怎是后人所能想象的?《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参观向往已久的圣地——省城贡院(明清乡试的考场)——之时，突然鼻滴满脸，兴奋过度，以至于昏死过去，醒来还继续号哭，满地打滚，口吐鲜血。当时，周进头发胡子都白了，考了几十年，居然还只是一个最低等级的“童生”，连秀才都不是。范进更是加强版的周进，他在中举之前，其岳父胡屠夫把他不当人看，时时挖苦他、羞辱他。中举之后，年过半百的范进一头栽进污水沟，差点疯掉。好在周进与范进最终还都考上了进士。而清初的蒲松龄，比周进、范进更惨，考了十几次，都没中个举人，写鬼故事便成了他最大的寄托。中国古代，不做官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曹雪芹和吴敬梓为代表、家族底子很厚、曾经是高干子弟的人;一是如吴承恩与蒲松龄这样、没有走狗屎运中举的中下层读书人。还好这四位大师有著作流传，让人得以铭记。他们是极少数中了五百万大奖的民间高人。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完全如周进与范进中举前那样，忍受极大的侮辱与煎熬，却最终一无所获。

　　吴敬梓作为“纨绔子弟”，彻底与祖辈为自己打下的基础和圈子决裂，自觉地不受某种僵化圈子的羁绊，走上一条“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逍遥之路，与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道，赤膊上阵，自断后路，对科举制度的条条框框，进行了疯狂的反抗。壮哉。吴承恩的家底与吴敬梓相比，几近破落户。但他笔下的四个主人公，似乎全都曾是“天潢贵胄”。八戒和沙僧不用说，皆曾为天庭的高级干部。唐僧也不差，至少是唐太宗的特使。悟空曾留学海外，从东胜神洲到西牛贺洲找须菩提老祖学艺，通过个人不懈努力和拼搏，获得了天庭的承认，成为一方诸侯——齐天大圣。不管斗争多么激烈，悟空还是去往西天取经，最终做了天庭的官员，但代价是戴上了金箍儿。不知吴承恩是羡慕唐僧四人，还是在看他们最终回天庭做官的笑话?

　　祖坟上冒了青烟，侥幸登科做官的读书人，也有到后来心灰意冷、抓狂难受的，甚至有绝望透顶、一死了之的。极端者如明代大哲学家、西游大评家李贽老先生。此公官至知府，正当仕途颇为顺坦之时，却大骂官场，挂冠离去，疯狂地批判儒家所谓的“道德”，对那些亘古不变的人情世故“拳打脚踢”，大大地宣泄了一番，最后在狱中割喉自杀。不过，李贽这样的“奇葩”，毕竟千年难出一个。中举、入流，从来都是古代读书人的终极价值。即便是“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大词人柳永，不也在“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后，依然致力于举业吗?即便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李白，不也长久地等待着唐明皇的召见与重用吗?即便文化水平稍逊的大佬松江，到头来还不是一心向往朝廷，渴望登上天子的殿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