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东西绵延上万华里，因此又称作万里长城。长城建筑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现存的长城遗迹主要为建于十四世纪的明长城。据201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历代长城总长为21196.18千米;而国家文物局曾于2009年公布明长城调查数据，中国明长城总长为8851.8千米。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的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它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列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1987年12月，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作为人，没有谁是不知道“长城”的。绵延万里的城垣巍立在群山起伏之间，“不到长城非好汉”是无数登上长城者最好的抒怀之语。

　　所谓的长城，也称长墙、长垣，其实就是拉直、拉长的城墙，或者说是以中央王朝为核心、面向北方的浩大城防。长城自公元前七世纪前后开始修筑以来，到17世纪才基本停止，时间跨度达两千多年，总共有二十多个朝代和诸侯国家修筑过长城。其中以秦、汉、明三个朝代贡献最大，修筑的长城都超过了1万里。

　　毫无疑问，长城作为一种大型防御型工事，其基本作用是抵御敌人的进攻。但对于修筑长城的根本原因，以及长城最初的功用，却有值得思考、讨论的地方。

　　(一) 气候：从大规模变冷到外敌入侵

　　气候变化，包括降雨(雪)量增减、气温高低变化、极端异常天气出现等等，同时也包括随之产生的植被更替、农作物产量丰歉、疫病流行等。气候变化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是较为缓慢的，因为只有长期的、大规模的气候变化才会较为彻底的破坏原有生态。这种破坏先是面向食物链最底层的植物、草食动物，然后才是高层的食肉动物、人。所以气候变冷带来的影响对于气候变化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人作为地球上的一种生物，时刻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一场会议、一天行程、一月计划、一年工作，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乃至于一个国家的存亡。我们所熟知的楼兰古国，就是气候变化的一个。在中华文明有史可考的3500年中，曾经历过三次气候温暖时期和三次大规模变冷，每一次变冷都会对历史产生极为重大影响：

　　第一次大规模变冷是在西周时期，大致为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850年之间。在此次变冷之前，广阔的中华大地一直处于“仰韶暖期”，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3℃，温湿的天气使得植物欣欣向荣，肥沃的土地上植被非常茂盛，到处都是广袤浓密的森林，包括中国的西北部也是这样。密布的森林一方面为人们提供大量的食物来源，一方面也阻碍了各个部落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一次气候变冷，年平均气温降低了4℃以上，据《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记载，原先湿热的长江、汉江流域在公元前903年冬天的时候居然结冰：

　　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太平御览》八百七十八引《史记》，案《史记》无此事，殆《纪年》文也)

　　气候的异常变化，造成了原来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很多森林向草原退化，而且食物的来源也锐减，使得各个民族之间关于食物获得的碰撞与斗争空前激烈。于是中华大地文明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民族融合开始。与此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使得农业方式由以前的采集渔猎迅速向农田耕作转化，代表农耕文化的周人于是顺理成章的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此次气候变冷，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处于中国西部内陆的少数民族，包括戎狄、玁狁等，因为那里生态环境恶化的最严重、最迅速，尤其是森林的退化。由于食物的匮乏，为了生存，戎狄、玁狁开始了对中原民族的入侵。我们在《诗经》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抵抗异族的诗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狁孔棘!(《诗经·小雅·采薇》)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诗经·小雅·六月》)

　　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诗经·鲁颂·閟宫》)

　　周王朝多次与犬戎、玁狁交锋。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前期国力鼎盛时，对戎狄作战多有斩获。中期以后，国力衰微，戎狄屡次寇周，在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战争互有胜败，于是开始依靠修筑一系列的城防御阻止戎狄深入。这可以说是长城最早期的雏形。

　　这一次大规模变冷只有15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造成的后果却是西周的灭亡，但更大的后果却是退化后的中国西北内陆，开始渐渐“培养” 中国以后两三千年的心头大患：游牧民族。

　　第二次大规模变冷是在东汉至南北朝之间，大致约在公元1~520年左右。这次变冷持续的时间是三次中最长的，但是变化得很缓慢，在150~180年间才完成此次大规模变冷，而前一次和后一次都是在三四十年间就迅速完成;而且此次变化的幅度也不大，年平均气温只下降了2℃左右。就其带来的灾害性后果，却不容小觑，一个是鼎鼎有名的“五胡乱华”;另一个就是中国北部、东北部的森林也开始退化，渐渐成为游牧民族发育、发展的“温床”，于是以后侵扰中原的民族的起源地渐渐从中国的西北部向东北部转移。

　　而第三次大规模变冷则是发生在北宋中后期到元代中前期，时间是在1100~1300年之间，年平均气温减低了3℃以上。迅速的气候变冷、粮食减产、疫病流行，使得将汉文化发展到顶峰的大宋朝顷刻间坍塌。在这200年间，先后有女真、蒙古两种少数民族南下，有辽、北宋、金、南宋等政权覆灭。受到后继持续的影响，就在这不久后的几十年间，疆域最辽阔的蒙元王朝也分崩离析，走入历史的尘埃。

　　众所周知，明末也是处于一个气候变冷的小冰期，导致山西、陕西的降雨量锐减，农作物连年歉收，从而大批农民为了生存，被迫参与造反。即便是崇祯皇帝再怎么宵衣旰食，也最终斗不过强大的大自然，回天乏术的大明朝在一群饥民与乱民的造反中灰飞烟灭。满清乘虚而入，得了渔翁之利。

　　从历次游牧民族入侵的时间看，可以发现他们入侵中原的时间间隔是越来越短的，以前是一两百年一次，渐渐变成了几十年一次、十几年一次，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与气候变化有关。

　　气候变化会使得内陆的森林向草场退化，而游牧民族在草原上有意无意的举动也会加速森林的破坏，同时也会造成草场向荒漠化演变。在生态环境中，森林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是远远好于草原的。早期内陆还是森林或疏木草原的时候，对于气候变化有一个很好的缓冲。等全部变成草原的时候，容灾能力就大幅度下降，一场大的暴风雪、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就会使得牧草枯死、牛羊大批死亡，游牧民族的生存举步维艰。为了活下去，南下掠夺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选择。所以他们入侵中原的频率越来越高。

　　在《礼记·中庸第三十一》中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如果我们从气候变化最终会影响政治格局的角度来看，是具有其非常正确的一面的: 在气候温热潮湿、且相对稳定的年份里，植物生长繁茂、农作物产量增加、各种动物孳生繁育，人民也安居乐业，塞外的游牧民族也安心呆在水草丰美的草原，这本身就是祯祥，国家兴旺自然是指日可待。而如果全国到处都是洪水爆发、或者干旱肆虐，粮食连年歉收，游牧民族时时南下侵扰，又何谈什么“祯祥”呢?政府一旦处置失当，就难逃“国家将亡”的命运。在中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比如号称盛世的春秋、秦汉、隋唐、北宋，都是处于气候温热且相对稳定的时期;而所谓的乱世，诸如“平王东迁”、“五胡乱华”、“靖康之难”等，都是处于气候大规模剧烈变冷之后的。

　　(二) 马匹：从牵引战车到个人骑乘

　　人类很早就对马进行了驯服使用，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事实表明：一个人的日常用语，可以准确的反应此人所接触的事物及其兴趣品味;而一个民族的语言词汇，则可以反应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及思想文化。据说在满语中，专门用来描述河水上波纹大小与形状的词语就有十六个，这是因为满族早期是一个渔猎民族。而我们在《尔雅·释畜第十九》中看到，对于马的描述用词，远远多于牛、羊、狗、鸡中的任何一类，甚至比它们四种的总和还要多一倍。仔细阅读《尔雅·释畜第十九·马属》，品味对于种种细微差异的马匹命名用语，就能知道我们的先民对于马匹的了解和关心：

　　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后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启。左白，踦。后右足白，骧。左白，馵。駵馬白腹，騵。骊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馰顙，白顚。白達素，县。面顙皆白，惟駹。(《尔雅·释畜第十九·马属》)

　　駵白，駁。黄白，騜。駵馬黄脊，騝。骊馬黄脊，騽。青骊，駽。青骊驎，驒。青骊繁鬛，騥。骊白杂毛，駂。黄白杂毛，駓。阴白杂毛，骃。苍白杂毛，骓。彤白杂毛，騢。白马黑鬛，骆。白马黒脣，駩。黒喙，騧。一目白，瞷。二目白，魚。(《尔雅·释畜第十九·马属》)

　　对身体不同部位白色、到各种毛色的马，都分别加以命名，由是可见对马熟悉之一斑。

　　在先秦古书上，尤其是在战国以前的，通常是车马并举，仅举《诗经》为例：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诗经·国风·唐风·山有枢》)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维民之章。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蛮方。(《诗经·大雅·抑》)

　　这种用法在《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中尤多。有时候单说一个“马”字，就是指的是“马车”，如在《论语·雍也》中说“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与“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对照着看，就知道所谓的“乘肥马”就是乘肥马驾的车。

　　为什么“车马”并举呢?那是因为在战国以前，马匹还是主要作为牵引马车来使用的。至于先民们为什么不把马匹作为骑乘，主要是那时候马鞍、马镫还没有被发明，马匹在跑动时候，一方面人在马上颠簸的非常厉害，并且很容易从马上摔下来;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地当时植被较为繁茂、森林较为完整，道路和田野并不适合快速行进，所以马匹还不适合作为个人骑乘。我们在《说说中国春秋时期的“行军”》一文中说过，那时候军队每天只行进三十里而已，因而马匹快速行进的重要作用也没有被发觉。而马车的稳定性、实用性、便利性在当时都得到全方位的肯定，所以马就与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马车也因其速度、稳固，而成为战争中利器。在春秋时期，军队的结构往往依据马车来编制，军队的数量也常常通过马车来计算。如《左传?隐公元年》：“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即只言车数，而不言人数。且马车也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左传?隐公四年》有：“秋，诸侯复伐郑……诸侯之师败郑徒兵。”沈钦韩《春秋左传补注》云：仅败其徒兵，足见郑虽败，未受大创。如果车战败了，那就是大败了。

　　车战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是大约从商朝至西汉初期，春秋尤以车战为主。在多次战争中，将领们发展了一套成熟的车站作战技巧。而且由于马车对于散兵具有巨大的优势，所以以车战为主的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对于四周的犬戎、玁狁是具有绝对的优势的。

　　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骑兵，据说晋的知伯要围攻赵，赵襄子派延陵生“车骑先至晋阳”(《韩非子·十过》)。 当游牧民族把马作为个人骑乘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由于森林的退化，适合战马奔驰的辽阔草原已经渐渐在西北、北方形成;草原上艰苦的生活练就骑马所需的体魄与技巧;草原适合马匹的生长与育种……当到赵武灵王时期(公元前325~公元前299)，游牧民族的骑射水平已经渐渐开始高于中原。赵武灵王采取“胡服骑射”，一方面是因为胡用骑兵，其势不得不以骑兵为主力;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发现以前的车战不再具有优势呢?

　　孙膑曾经指出“用骑有十利”(《通典》卷一四九)，作为靠近戎狄的秦、赵的骑兵最先发展起来，并尝到使用骑兵的甜头，作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愈来愈受到重视，其战术战法也领先于中原各国，尚可与游牧民族一较高下。等到汉朝以后，中原人农耕习于农耕已久，对于“骑射”渐行渐远的时候，游牧民族的马蹄开始成为中原的心头大患。

　　(三) 长城：从侵略据点到固守城防

　　我们本来是要说的长城，上面却用大量文字来讨论气候和马匹。这不是跑题，目的是为了说明在春秋至秦汉之间中原所面对的大致边境形势：

　　第一、此时气候处于温热潮湿的变暖期，各处的动植物都生长发育良好，没有严重的长期自然灾害，所以西、北边境的各游牧民族没有或者很少有入寇中原的动机。

　　第二、马匹的使用，渐渐开始从从牵引战车转变到个人骑乘，但战国中期以前还是不能与战车抗衡;而战国以后，秦、赵等与西、北游牧民族接壤的诸侯国皆重视骑射，战斗力也不输于他们。也就是说，此时西、北边境的各游牧民族没有或者很少有对抗中原的实力。

　　长城的雏形是西周宣王时期抵抗犬戎修筑的城垒。长城正式始建于公元前七世纪前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诸侯争霸，为了互相防御，便在各自的领地上，根据防御的需要筑起了高大的城墙。这是本初的意义。而面对犬戎、玁狁的燕、赵、秦三国也开始在其边境不断修筑长城。我们在《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修筑长城的史料：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灭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距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後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馀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距胡。(《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列传》)

　　可见长城的修筑多是在击败游牧民族、在其土地上设立郡县之后，再“筑长城以距胡”的。而不是我们以为认为的“因为抵抗游牧民族入侵中原而修筑长城”。在上升时期，中原的华夏民族是不断向外扩张的，击败周边的其他民族而据有其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被驱逐离开故土的其他民族，自然要想方设法的返回自己原来的家园，“距胡”的真实意义在此。长城，此时是作为“侵略据点”的。

　　我们发现秦长城以东以南的中原地区，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也就是汉民族首先发展的地区;秦长城以西以北，则是草原游牧区和渔猎狩猎区，是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分布与发展的区域。再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如果把秦朝最终修筑起来的长城连接起来，与年400毫米降水线基本重合。年400毫米降水线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中国固有的耕作方式，在灌溉技术没有得到改进或解决之间，这道降水线是区分该处土地是否适合耕作的最主要依据。如果年降水量高于400毫米，那么耕种就可以获得较为稳定且可观的收益;而要低于400毫米，那么耕种的回报就会锐减，甚至是亏本。这就值得思考了：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当然不是巧合。

　　後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列传》)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史记·蒙恬列传》)

　　秦朝武力盛极一时，他选择征服的目标都是适合耕作的地方，在不适合农垦的地方，居民人口会锐减，价值也会降低，此时军队就会停下脚步。这也是为什么始皇帝在九原、云阳修筑长城，而向南一直进军到桂林、象郡的主要原因。秦朝所统治的疆域，也一直是以后中原王朝所能有效统治的区域，这就与此区域内都是农耕民族有关。

　　当秦在年400毫米降水线附近修筑了长城之后，长城就成为划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界线。尤其是在汉初，长城以北被匈奴统一之后，形成了游牧区与农业区统一两个强大政权对峙的局面。汉文帝曾写信给匈奴单于说：

　　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汉书·匈奴列传》)

　　汉朝也是大量修筑长城的，这是因为在开通西域之后，在西域防御北方、西方游牧民族就迫在眉睫了。这既是对北方匈奴的防御，也是对西域疆土变相的入侵。至于隋唐以后历次修筑长城，尤其是明朝，那就基本上都是把长城做为“固守城防”的了。这大家都知道，在此也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