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制度，它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对清朝军、政、财、经、文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八旗生计”是八旗生计问题的简化说法，是康熙年中期以后尤其是雍正、乾隆时期被人们频繁提到的重要问题，它与八旗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八旗生计”问题，指的是入关以后的八旗正身旗人，尤其是大多数旗兵和余丁的生计艰难，而且日益严重，成为长期困扰清朝统治者的问题。

　　旗人的“高福利”待遇

　　其实，八旗的正身旗人生计本来应当是充裕的。入关以前，正身旗人的收入主要是计丁分田的田地耕耘所获及出征时分取的人畜财帛，将士没有兵饷。顺治元年清帝君临天下后，给将士定了俸饷制度。

　　顺治元年(1644年)定，八旗前锋、护军、领催、马甲，“每名月给饷银二两”;顺治六年定，“步兵月给饷银一两”，后增为一两五钱;顺治九年三月定，前锋、护军每月饷银增为三两。康熙九年定制：前锋、护军、领催，“月给饷银四两，甲兵月给饷银三两”。旗兵还有饷米。前锋、护军、领催、马兵，“每岁给饷米四十八斛。步兵给二十四斛”。

　　在八旗兵士中，四分之三以上的旗兵是前锋、护军和马甲，步兵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弱，以当时的物价，旗兵的饷银饷米是很高的了。如工部在东直门外为旗兵盖的房屋，“每间面阔一丈，进深一丈五尺，檐柱高七尺八寸，五檩铺苇箔成造，每间需用银二十两零二分”。这就是说，一名护军五个月的饷银就可以在东直门外造一间房，一年的饷银可以造两间多房。再以米价为例。当时北京的中等食米不过七八钱银一石(一石为400斤)，姑按一石价银一两计算，全年48两饷银可买48石米，即19200斤米——以一人一月吃30斤米计算，可供53人的全年食用。如果加上护军一年领饷米48斛，即24石，那么一名护军的饷银饷米可折为米72石，即28800斤米，可供80人一年食用。一名护军的饷银饷米可供应80人的一年食米，其收入之高不言而喻。

　　我们还可以从旗兵之饷与官员之俸作一比较。堂堂百里诸侯的七品县太爷，每年的俸银是45两，另有心红纸张银、迎送上司伞扇银40两，一共85两——较诸护军的饷银、饷米折银72两，仅只多了一点点。何况，旗兵还分领了免除国赋的畿辅旗地。以一名旗兵有一名余丁计算，可领旗地60亩(一丁30亩)。按每亩收租谷5斗计(这是很低的租额)，60亩地可收30石租谷。

　　此外，旗兵还有官分的住房。顺治五年规定，护军、甲兵每人分给京城之内房屋两间。饷银、饷米、旗地及旗地租谷，加之官给住房，一名护军的收入是相当高的了，养活十几个人没有问题，而且还是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平。

　　另外，遇逢国有大庆，如皇帝或太后的万寿圣诞、太后加徽号、大胜恩诏等等，旗兵都可领到赏银;遭遇旱涝灾害，旗兵余丁也能领到赈济银米。比如，顺治十年，“八旗贫人，满洲、蒙古每佐领下，给布六十疋、棉花六百斤、米一百石”;顺治十一年，“八旗涝地，令即赈给到通漕米，满洲、蒙古每佐领下，给仓米二百石，汉军每佐领下，给仓米一百石”;顺治十三年，“满洲、蒙古每佐领给米三百石，汉军每佐领给米一百石”。

　　按照上述情形，八旗兵士的日子应当很好过，可是，由于另外一些原因，他们的处境并不好。

　　“八旗生计”艰难

　　清初几十年的频繁战争，八旗兵丁大量伤亡，而置械，又要支出很多银两，因而兵丁贫困者多。顺治十六年七月，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专上密疏，奏述满洲兵丁困苦情况说：

　　“年来用兵，披甲人制械，奴仆逃亡，生业凋零，艰难日甚。我国家初定中原，凡官属兵丁俱计丁授田，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垧，满洲披甲人或止父子，或止兄弟，或止一身，得田不过数垧，征役甚烦，授田甚少，殊为可悯。”

　　吏科给事中林起龙在《更定八旗兵制疏》中指出：

　　八旗兵丁“有饷而穷”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连年征战，自备器械马匹，负担太重，每次“往返动辄数万里，马匹十损八九，且南方卑湿，军装器械无不溽烂”，“物价腾贵数倍，所得月饷有限，而器械、什物、棚仗、马匹，无一不系自备”;二是土地收入没有保障，“地薄路远，叠遭水旱，兼之新设庄头不能养主，反来索粮，少加督责，携家而逃”。

　　清帝认为“八旗甲兵，国家根本”，因此从顺治帝福临起，历经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乾隆帝弘历，为抚恤旗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都采取了不少措施。归纳起来，清帝采取了六项重大措施。

　　其一，增加甲兵月饷和岁粮。

　　其二，归并余丁，新编佐领。

　　其三，代还旧债，颁发赏银，设立管库。

　　其四，增加兵额。

　　其五，回赎旗地与“井田”和拉林垦地。

　　其六，汉军人员出旗为民。为了减轻八旗人口的压力，保障满洲八旗人员的生活，乾隆帝施行了允许汉军八旗人员“出旗为民”的政策。

　　八旗兵缘何潦倒?

　　康雍乾时期，尽管三朝皇帝都关注“八旗生计”，先后投入几千万两银子，用以赏赐兵丁、代偿积逋、回赎民典旗地、实行“井田”、拉林移垦等等，但始终解决不了八旗生计的艰难问题，而且问题日益严重。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好几个方面。

　　其一，元气大伤。清初40余年，由于战争频繁，伤亡惨重，八旗兵丁尤其是满洲八旗兵丁的大多数都遭到了严重打击。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需面对上百万的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和五六十万的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以及南明福王、唐王、鲁王、桂王的几十万军队，还有各地组织起来的抗清武装，敌对方的军队总数当在300万左右。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福临先后委派了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征南大将军端重亲王博洛、定西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征西大将军礼亲王满达海、平南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宁南靖寇大将军贝子洛托等16位大将军，各率八旗将士分路征剿，历时18年，才大体上消灭了敌军，基本上统一了全国。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信及四川、贵州、陕西、湖南等省汉官汉将相继响应，半个中国非清政府所能控制。康熙帝玄烨调动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和绿营汉兵数十万全力以赴，与叛军鏖战8年，才平定了“三藩之乱”。这场长达二三十年的战争，对八旗兵丁给予了十分严重的打击，其在三个方面带来了恶劣影响。

　　其二，人口激增。康熙二十年以后，征战时间不长，社会比较安定，康熙帝又实行“抚恤”旗兵的政策。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八旗人丁数目急剧增加。到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有667个佐领，蒙古八旗有203个佐领，汉军八旗有268个佐领。若按每佐领辖丁130~140丁计算，满洲八旗当有9万余丁，蒙古八旗有3万丁，汉军八旗有8万余丁。

　　其三，旗地典卖。八旗兵丁贫窘难熬，债主逼迫，无可奈何，只有典卖计丁领取的免赋旗地。早在顺治年间，即已有典卖旗地的行为。尽管清帝严禁旗地典卖与民，但没有效果，到了康熙年间，更形成旗地大量典卖与民人的高潮。

　　旗地典卖殆尽，使绝大多数正身旗人(主要是旗兵、余丁，也包括一部分祖先曾任中下官将现已没落的子弟)丧失了最基本的不动产，断绝了重要的生活来源。

　　其四，恶习庸俗害人。康熙中叶以后，清朝进入“康乾盛世”，此期百业兴旺，城市繁荣，王公贵族达官富商和大地主大兴土木，他们奢侈浪费，鲜衣美食，挥霍无度，大讲排场，虚吹浮夸。这种坏风恶习也影响到旗兵余丁，很多人逐渐地沾染上了陋习，好逸恶劳，讲吃讲穿，比阔斗富。雍正帝胤禛多次对此严厉申斥，他降谕说：“满洲本性，原以淳朴俭约为尚，今渐染汉人习俗，互相仿效，致诸凡用度，皆涉侈靡，不识撙节之道，罔顾生计”。“妄事奢靡”，“即如兵丁等，每饭必欲食肉”，“一月所得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行罄尽矣”。“从前皇考之时，轸念兵丁效力行间，致有债负，曾发帑金五百四十一万五千余两，一家获赏，俱至数百，如此赏赍，未闻兵丁等置有产业生计有益者，悉由妄用于衣食，徒令贸易之人得利，一二年间，荡然无余”。“其后又发帑金六百五十五万四千余两，赏赐兵丁人等，亦如从前立时费尽”。乾隆帝于乾隆元年讲述旗人浪费致贫时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侈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亏帑犯法，亲戚朋侪牵连困顿。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

　　追究到底，我们便可发现，旗人生计之难，根本原因在于清帝对旗人制定的基本国策束缚了旗人手脚。从顺治帝福临开始，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乾隆帝弘历以及嘉庆皇帝，诸位帝君皆执行“满洲根本”、“八旗根本”、“满洲甲兵根本”的基本国策。顺治帝福临制定了“首崇满洲”之基本国策。康熙帝玄烨多次下谕，反复强调“满洲乃国家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八旗甲兵，国家根本”。雍正帝胤禛也一再强调“八旗满洲，乃之根本”，“八旗人员，乃国家根本”。

　　其实，入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也是这样看待满洲八旗和八旗人员兵丁的，因为，他们都是以八旗甲兵尤其是满洲甲兵为主要支柱建立和维护大清国统治的。

　　八旗制度是入关以后体现和执行基本国策的重要制度，清帝通过八旗制度，把全体旗人编制并控制起来，佥丁披甲，建立起一支20余万人的八旗军，使他们为“拱卫宸极，绥靖疆域”而效劳卖命。清帝又制定了优厚的旗兵兵饷，一名护军一年的收入远远高于开个普通店铺的商人和雇佣三几名工人的小作坊主，而且这份兵饷还是雷打不动的被人们称为“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

　　旗人当上护军、亲兵、前锋、马甲还有机会往上升迁，遇有征战立下军功，或者差使干得好，讨得上司欢喜，便可晋升护军校、亲军校或前锋校，这可是比七品县太爷的官衔还高的正六品武官。地位高了，俸银也多了，因此已经披上甲的旗兵都愿意长期当差;未曾佥兵的余丁中，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希望是谋求当兵，种上“铁杆庄稼”，而不愿或开店设坊或经商办厂，更不屑于沿街叫卖以佣工为生了。他们要开大店铺，办大矿，却既无本钱，又无这方面的能耐;要读书，从书中寻找“黄金屋”和“颜如玉”，却既没有钱长期上学，又没有毅力。这样一来，因为高不成低不就，他们只有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生计焉能不难?

　　最后，终于形成了曾于乾隆七年任直隶布政使的沈起元所说的，几十万八旗余丁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生计日蹙，而无可为计”的局面。魏源也就此指出：“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今则数百万，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尽典于民。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

　　(文章摘自周远廉《“八旗生计”考》，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