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的历史上，有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着广阔的认识空间。比如说，中国主要朝代的创业君主中，真正由职业军人出身的只有赵匡胤。然而，赵宋王朝偏偏以对外军事作战不竞不振而著称。赵宋朝廷倾向于务实，却造就了许多或严谨或浪漫、多才多艺、长于思辨的杰出历史人物。对于当时政治局面的特性，有学者批评为君主专制，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帝制阶段中“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

　　与季风区重合的统治疆域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统治的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相比。但北宋所承继的五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北方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周边先后分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北宋结束了这种上下重叠的分裂局面，它的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

　　如果把北宋的疆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到一起，我们会看到，其疆域与东部季风区的边缘高度重合。东部季风区是传统的农耕地带，西北干旱区则是游牧民族较为活跃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向边缘辐射延展的秩序格局的核心，在“澶渊之盟”的宋辽誓书中，我们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说法，“疆界”之内的主权意识反而更加鲜明、强烈。

　　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贫”指国力、财政上面的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

　　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

　　理性与务实的执政理念

　　宋太祖看见城门匾额上写着“朱雀之门”。于是问随行的赵普，中间加一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是“语助”。太祖哈哈大笑，说：“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维持了53年。赵匡胤，一般人大概觉得这只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这个王朝稳定了下来，法宝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宋太宗将谨守的法度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

　　我们试以科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立纪纲(纲纪)”是订立制度。“召和气”，指的是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苏轼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门生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但到拆号张榜，门生却榜上无名。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欧阳修4岁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也是断齑画粥，坚持学业。《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是科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士大夫政治：敢当天下事

　　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觉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定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和平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没有从根本得到实现;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1972年，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就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古今社会之变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钱穆先生曾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莫不有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把它概括成是社会构造的变化，中国从以农村为主导走向以城市为主导;也是文化状态的变化，从宗教气氛很浓，走向一个学问上生机勃发的时代。

　　一、经济运行方式改变宋代没有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买卖流转频繁。官府热衷于审核土地买卖契约、租佃契约是否齐备。财富流动迅速频繁，“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

　　自古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11世纪前期，非农业税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就是商人。他们不仅促进都市商业的繁荣，还使商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唐天宝年间一年铸钱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是在北宋出现的。

　　美国学者郝若贝有一篇文章谈到宋神宗时期，中国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14.5万吨到18万吨相媲美。

　　二、化民成俗的教育唐代学生因父祖官位高低不同，进入的学校就可能不同。宋代官学充分淡化了学生的身份背景，即便是艰难谋生的下层百姓，也要每日积攒一二文钱，让儿子将来有机会入学。宋代的书院是对官学的补充，书院提倡独立于选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在宋代，科举落第者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蒙学不仅教儿童识字，最关键的是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核心思想变成现实的社会规范，传达到百姓中去。

　　三、都市景观的变化唐代长安城格局井然、尊卑地位呈现鲜明。开封、临安却没有分隔整齐的坊、市，而是一种街市状态，官府、民户、商家相互混杂。开封海纳百川，城内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曲艺表演等市井文化，在瓦子(瓦舍)、勾栏中展现雏形。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宋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予以比较简洁、明确的概括，或许可以归纳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