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代的文人讲究雅致，追求悠闲情趣，米兰昆德拉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名句，晚明文人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古人不像我们，我们某种方面迟钝了，某种方面却有所长进。于是知道了上网下网，博客网恋，吃喝嫖赌，贪污受贿，古人却连时还有闲情去“有诗为证”。我们顾不上写了。明朝以前的文人除了坚持他们的“四项基本原则”(基本无繁简体之分，基本不使用标点符号，基本使用毛笔，基本手工研磨)之外，还能把玩一种“雅”。但又不是整天玩单一一种方式，变着多种法子来玩“雅”。雅而有趣而不媚。就像我。

　　试看他们吃饱以后、剔牙之后都干啥？陈继儒作了以下的简结：

　　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垂钓、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宴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

　　名目繁多，像中药店的药屉。已经有点令人目不暇接。

　　这些都算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放到中国“文革”时期，送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是必然的。即使在如今的现代经济时代，弄这些东西也不算主旋律，背后肯定是遭翻白眼的，属不务正业范围。封杀，遮屏。

　　现代生活早已闹得人找不到那份闲情雅致，时间的速度决定了人们生活的格调与速度。“古雅”腿疼，早已跟不上趟。

　　面对古人以上的种种行为艺术，我只好去抄录一下，权作纸上旅行，过文字而已；美其名曰“字淫”。其实我写作就是一种。

　　明末清初文人喜用“试”字，就是浅尝辄止，带有一种短暂性，并不是执着全身去投入。即兴为之，适可而止。一种行为摆弄完之后再换一种，永远保持兴趣的新鲜和身心适宜；后人当事业去做就非文化初衷了。当时的文人吴从先概括得好：“乘起兴之所适，无使神情太枯”，他点明了工作理念。“枯”中加“适”一如在水泥板上撒两滴水珠。面案上来两滴猫尿。

　　这些行为，至少对于晚明时代的那些文人来说，是一种理想完美的形式。

　　比如其中“赏画”，多为手卷，是要一段一段打开，相当于我们今天在看手机上黄段子时的兴趣，不同的是：古人从右向左，需要一帧帧翻看，我们在手机上是从上往下翻读，还需电力充沛。从形式上就决定了今人和古人的方向不同，何况本质？再举例如下：

　　焚香。

　　是进入“禅艺一味”之境，自宋以来，非主流作家多谙此道，以滋文兴。

　　负暄。

　　说破了就是“光着膀子晒太阳”。我北中原老家的乡亲们，在农闲时也多有此举，北中原口语叫“晒暖儿”。这时候借阳光是不用还债的。不同于“按揭贷款”。大地宽阔，阳光从不放高利贷。更早的魏晋人在这种状态下还有解衣扪虱之举，他们不但在负暄，还要摆弄几只道具，将滚瓜溜圆的虱子把玩一下，比大小，比重量。如果不单看大腿的话，今天海滩上穿比基尼的女郎也算沾上一点“负暄”的边沿。她们外表看着比魏晋人还干净。与魏晋不同的是执手机。

　　喂鹤。

　　鹤我没喂过，倒是喂过鸡和斑鸠(斑鸠是俗物，鹤却雅致)。有一年北中原春播耩麦的一天，临村一个农人在地里捡到一只误食农药的鹤，叫蓑羽鹤，送给我的一位朋友，朋友说，等养几天就赠与我。一星期过后，朋友沮丧地告诉我，原以为养熟了鹤，哪知一开笼，飞了。看来我无林和靖“梅妻鹤子”的风度，以后便仍然一如既往地继续喂我的俗物，鸡与斑鸠。获斑鸠与鸡。

　　候月。

　　期待月升月落。现代诗句叫“我与月亮有个约会。”但现代不是一个月亮时代，经济增长率早已把月亮遮住了。遮住了吴刚的那把斧和桂树，遮住了嫦娥的口红。古人在候月，今人只好在候车候机候下届提升。

　　听雨。

　　就更别想了。在城市里听机器声听空调声听人声鼎沸，听什么都行，哪怕听叫床，就是不要说听雨，一说就俗。让我们听硫酸雨吧。

　　还有写作、临帖、校书、翻经、堪方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如晚明作家华淑所述：“长夏草庐，随兴抽检，得古人佳言韵事，复随意摘录，适意而止，聊以伴我闲日，命曰闲情。”美死人了。就是说，把玩的都是一种情趣。让他们去写三十万字签约之作，晚明作家打死也不干，都说，还不如去。纷纷要“撂挑子”。

　　我总结出晚明文人从容的修订版“四项基本标准”：

　　上品为雅而有趣。

　　中品为俗而有趣。

　　下品为雅而无趣。

　　次下则俗而无趣。

　　至于其他我未注释的几种就更无法去对比了。电子时代使我早已失去耐心，何况又失去更大的背景与文化。就只好在纸上推演一下而已。还是。我一小时可打字百五。

　　晚明人所有这些行为都与我暗合，我虽称善，心向往之，其实一件也玩不转。一无资力，二无情趣，而明人恰恰与我相反，全占，这样一套，我连“次下”这一标准也无从列入。成“为俗而不雅”的下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