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卫国的公子，姓公孙，所以又称之为卫鞅、公孙鞅。他曾经在魏国国相公叔座手下做过一个小官，公叔座知道卫鞅有能力，还没有等到向魏王推荐，公叔座就得了重病。魏惠王亲自去看望公叔座，问他后来的继任人选。公叔座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是个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交给他，由他帮您治理国家。”魏惠王听后沉默不应。当魏惠王将要离开的时候，公叔座屏退左右随侍人员说：“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魏惠王答应了他的要求就走了。公叔座把卫鞅叫来，对他说：“刚才大王询问国相人选，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情不会同意。我从先君后臣方面考虑，又建议大王不用你就杀了你，大王答应了。你赶快离开吧，不快走就会被杀的。”卫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终于没有离开魏国。而魏惠王认为公叔座已经是病糊涂了，所以既没有任用卫鞅，也没有杀卫鞅。

公叔座死后不久，卫鞅听说秦孝公在全国招贤，他就西去秦国，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见到了秦孝公。经过几次交谈，秦孝公知道了卫鞅的才能，就把他留了下来并任用。秦孝公三年（前359），卫鞅劝说孝公实行变法。他把自己变法的内容说出来以后，秦孝公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并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当新法实行了几年见到成绩以后，秦孝公又任命卫鞅为大良造。在秦孝公执政的第二十二年（前340）上，商鞅被封为列侯，封地在商，号称商君，从此卫鞅成为商鞅。

商鞅在魏国得不到任用，为什么到秦国却得到了重用呢？

秦国是较早从他国招揽人才的国家

秦国本来是一个西域小国，夹于西戎和中原国家之间，生存环境要比中原各国恶劣得多。直到周平王东迁洛邑时，因为营救周朝和犬戎作战、护送平王东迁有功才被封为诸侯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秦国才和中原各国打交道。到了秦穆公的时候，他任用了原来虞国的大夫百里奚，把国政交给了他。这比齐桓公称霸也就是晚二十几年的时间。百里奚又把一个叫蹇叔的人推荐给了秦穆公，两人一并得到了任用。百里奚本来是虞国的大夫，晋献公假道灭虢，百里奚做了俘虏。秦穆公的夫人是晋献公的女儿，出嫁时，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隶送到了秦国。百里奚逃到了楚国，秦穆公知道这个人有才能，就想用重金把他赎回来。但他担心楚国人不给，就用五张羊皮把他赎了回来，所以百里奚被称为“五羖大夫”。这样一个奴隶身份的人一下子被重用，并且被授以国柄，实在是难得，要知道，这时候处在春秋初期，并不是争夺人才的战国时代。对于这个人的任用还说明，秦国在真心地吸收着中原先进文化，这不能不说是目光远大。秦孝公下令招贤，说的也是要重整秦穆公的霸业。

士阶层要求自己政治上的地位

商鞅变法（前359年）后二十五年，齐国、魏国称王，也就是说，商鞅进入秦国的时候，历史早已经进入战国时期。这时候，全国统一的趋势已经露出了端倪，无数的小国不是被消灭就是成为附庸，历史大舞台上只留下七国在表演。和这种统一趋势所呼应的，就是士这一阶层的人活跃于社会的政治生活，总体上就是通过著书立说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是通过依附权贵、说服君主以获取高位。商鞅虽然是卫国的公子，但这时候的卫国，作为国家早已经是有名无实，国君赶不上他国的一个大夫，他这个公室的公子，社会地位和士没有大的差别。换句话说，商鞅的成功，最受鼓舞的是士阶层，而不是贵族阶层。而秦国就是最早把握这一趋势，满足士阶层要求的国家。秦国在秦穆公时期打败西戎，扩地千里，称霸西域后，他也想向东发展，只是因为当时晋国强大，挡住了秦国东进之路。再加上秦穆公死后，秦国几代君主没有作为，国家偏居一隅，这才不被他国所重视。秦孝公求贤，说的就是恢复穆公时代的霸业，他所指的贤才，也不仅仅是指大臣，而且还包括宾客。而所谓的宾客，主体就是士，来源绝不限于秦国。

秦国地处西域，他们懂得，要想称霸必须向东发展，而向东发展就必须接受中原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同样的，具有先进文化且思想活跃又不墨守成规的那部分人正是士这个阶层。在这个方面，秦国还有历史的经历。当年穆公时代，西戎用了一个晋国人的后代，名字叫做由余，由余出使秦国，穆公知道这个人有才能，非常担心。秦穆公听取了大臣的意见，扣留由余不让他归国。同时送去女乐迷惑戎王，离间由余和戎王的关系。一年后，由余回国，戎王不再信用由余，秦国派人多次邀请，由余终于投降秦国。三年后，秦穆公采用由余的计谋攻打戎王，终于将戎王打败，秦国从此再无西顾之忧。

秦孝公要恢复的是穆公的霸业，他应该知道自己国家的这段历史，懂得人才对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在经过多次和商鞅交谈之后，了解了商鞅是个人才，果断予以重用。

六国改革不彻底，选拔人才的范围狭窄

和秦国相对应的是山东六国。他们在这一时期也都有不同形式的改革，但是，他们的改革都不彻底，尤其是对于贵族利益的触及。对于人才的需求，这些国家也发布过一些招贤之类的诏令，但往往是给人一种叶公好龙，做表面文章的感觉。比如说这个魏惠王，他也做出过招贤的决定，但商鞅从他这儿走了，孙膑也从他的眼前走了，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他招贤的极大讽刺。在六国当中，齐国和三晋国家都是一些新兴的国家，按理说他们应该是充满了活力才对，可惜，他们在最高的权力观念中却是新瓶装老酒，穿新鞋走老路，高层职位仍然由王室所有，人才需求也只限于本国。此后这几个国家还出现过一个怪现象，不是国君的公子更有名，其中有四个更是名满天下，这就是所谓的“战国四公子”。这些公子以养士闻名，动辄食客上千，而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王却显得冷落寒酸。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具有天下眼光。反观秦国，这种尾大不掉的情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燕国后期倒是用过魏国的乐毅，可惜这种临急抱佛脚式的招贤，随着国家最高权力的更替，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燕昭王死了，燕国灭齐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燕惠王就把乐毅免了。这种免职，并不是有了更优秀的人才替代，而是为了燕惠王本人的狭私报复。

总之，商鞅只能在秦国得到重用，也只有秦国才能重用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