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国218年的历史上，“大契丹”与“大辽”两个国号是交替使用的。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时，契丹仅仅控有塞北地区，故其国号为“大契丹”。938年，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于是辽太宗为这一新纳入的版图创立一新的国号——大辽。947年，辽灭后晋，辽太宗将晋改为“大辽”，把大辽这块汉地的国号扩展到中原。但太宗北归后，中原旋即易主，此后大辽国号仍只用于燕云汉地。于此同时，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继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辽圣宗时，国号仍为“大契丹”。但到了辽道宗朝，公元1006年，复改“大契丹”为“大辽”。

　　不过，《辽史》丝毫未记载历次改国号之事，这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现象，在中国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清朝学者屡屡指责《辽史》太过疏漏，如钱大昕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中皆没而不书。”冯家昇先生认为，《辽史》的编纂者没有记载历次国号的变更情况，也许是他们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问题是，统治政权定立国号是一个非常庄重、神圣的事件，乃是本身的政治文化标识，宣示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而辽统治者却三番五次地更改国号，意欲何为?当时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2002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宝力罕吐乡出土了汉字萧兴言墓志铭和契丹大字永宁郡公主墓志铭。《燕京学报》发表了刘凤翥、唐彩兰的《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此文考释出契丹大字中的“大中央哈喇契丹国”等词语和词组。据刘凤翥考证，音译的“哈喇”应意译为“辽”。

　　在中外历史上，不论哪一个国家，它的“国号”都有一定的来历和特殊的涵义。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契丹人创建的辽朝，更改国号很频繁。它用过的“国号”有“大辽”和“大契丹”，这两个“国号”有什么特殊的来历和涵义呢?由于史料的限制和语言文字的隔阂，各家推测不一，意见纷纷。总的来说，人们多在语言文字的“对音”与语义上做文章。

　　因水说。《三朝北盟会编》说：“阿禄阻，女真语金也。以其水产金而名之曰大金，犹辽人以辽水名国也。”类似的记载还有：“爱新，女真语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犹辽以辽水名国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里皆主张“大辽”国号是因辽水而得名的，有人指出，辽水之辽，不是汉语，而是鲜卑语。“辽”是鲜卑语饶乐讹变而来的。辽圣宗改国号为辽时，已不知辽的语源了。

　　镔铁说。《金史.太祖本纪》载：“上曰“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这里通过金太祖之口道出了“辽以镔铁为号”的原委。但“镔铁”的语义究竟与“辽”相对，还是与“契丹”相当?人们各执一词。《蒙古游牧记》谓：契丹建国号曰“辽”，译言镔铁，盖《尔雅》“白金美者谓之镣。”此以“辽”对“镔铁”，并以“镣”代“辽”。

　　刀剑说。此说由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他在其《东胡民族考》中认为，“契丹”二字与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的小刀“类似”。所以，“契丹”原为刀剑之意是“可能”的。此说纯系推测之词，根本无法说明“契丹”的来龙去脉，而且所谓的“类似”与“可能”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此说与上述的“镔铁说”已成为人们理解“契丹”涵义的普遍说法。有人认为《金史》中的“辽以镔铁为号”之语没有注明资料的来源，此说是否可靠，尚难推定。

　　切断说。德国汉学家戈斯塔夫•奥波特在《契丹与哈喇契丹》中说，“契丹”二字是蒙古语切断、杀害的对音，原义为切断。有人根据出土的契丹文字材料分析提出，蒙古语的切断、杀害是无法与“契丹”对音的。因为出土的契丹文字资料证明，其结构是偏正式的合成词，而蒙古语的切断、杀害则单纯是动词，在词的音节组成上，二者也很不相同。

　　领地说。《契丹民族考》认为，“契丹”二字的“丹”，当如西域地名印度斯坦的“斯坦”，表示的意思是所在地。而契丹的“契”，与相传的契丹始祖奇首可汗之“奇”声音相类同。二者或许有“语脉”的联系。总之，把“契丹”理解为可汗“奇首的领地”。用西域语言与契丹语言相类比，这种方法是否正确，似可商榷。

　　酋名说。冯家升在《契丹名号考释》中除赞成“镔铁说”和“刀剑说”之外，又自立了“酋名说”。即所谓“野蛮民族，姓氏无常。部酋之名，沿为族落之号;族落之号亦常用为姓氏。”并举“悉独官”、“乞得龟”、“逸豆归”等名，说“若去语尾，则悉独、乞得、逸豆，当知语契丹之k’itai、蒙古语契丹之契塔特、乞塔，皆为“对音”。而语尾“归”字含“长老尊称之意。”

　　寒冷说。此说与上述诸说不同的是，它是在研究契丹文字资料中形成的看法。《关于契丹小字研究》的作者根据苏联学者达斯金的把契丹小字中的“仲冬”翻译成为“寒冷的时节”的意见，认为“契丹”一词源于蒙古语中的“寒冷”一词。(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4)

　　上述几种对于“大辽”和“大契丹”这两个国号涵义的解释，主要是从其他语言中寻找近音词来论证的。这些“推测”是否正确，令不少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捉摸不透，难以信服。当然，从语言文字入手确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但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客观的释读这些语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