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兵:清朝打江山、坐江山的唯一支柱武力
雍正帝形容驻防八旗在地方为“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却让人不知不觉,这是满族统治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的手段日趋成熟的表现。至于如今人们多认为八旗入关后作用越来越微弱,其实正是清廷制造的假象,是他们刻意要达到的效果。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蒙元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统一中央王朝,但它在中国的统治时间,要比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长得多,持续了将近300年之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
清军入关时兵数仅20万余,连同眷属并奴仆最多百万,进入汉族的汪洋大海之后,却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效平定汉族等各民族、各种政治势力的反抗,建立起对全国持久而稳固的统治,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谜,是令历史学家倍感兴趣并希图解开的一个历史之谜。但在中国人乃至中国的学者看来,将这一现象渲染成为“历史之谜”,却未免有些过甚其词、大惊小怪。因为事实似乎很清楚,清朝能坐几百年的天下,那是因为他们“汉化”了,“汉化”使他们继承了汉唐宋明等中国传统王朝的一整套统治制度,这是他们得以维护数百年统治的基础。
其实老一辈史学家早已指出过,清朝的统治特点,是沿袭明而不同于明,正是这些不同于明之处,造成清朝统治得以成功的诸多特征,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八旗制度。清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一再强调“八旗为根本”,极言这一制度对他们统治的重要性。
本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根本”,都不可能长久地稳坐天下,这是一个常识。而八旗制度与清朝几百年的统治共存亡,恰是满洲统治者未曾被完全“汉化”的证明。可惜的是我国的清史学界迄今为止对此仍未予以充分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在国家纂修清史的这场耗资巨大工程中,竟然没有为“八旗制度”留下一席之地,在数十个专述典章制度的“志”中,竟然不列“八旗志”。
八旗劲旅:“打江山”的根本
从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建立大金国的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算起,到1644年入关占领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个水滨山野、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统一诸部、开国奠基、攻占辽沈、建立清朝并定都北京这一系列的功业,所用时间之短、发展速度之快,实在令人震惊。对此,深想的人其实不多,泛泛说起,便提到女真(后来的满洲)人的骁勇善战。殊不知骁勇善战的北方诸民族,呼啸驰骋于山林草原并不自满洲人始,何以只有少数几个,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一场叱咤风云的、有声有色的活剧?这除了需要一个英雄人物的出场之外,还需要的,就是组织。正如同金代女真不仅有完颜阿骨打,还有“猛安谋克”制,后起的努尔哈赤能够克敌制胜,靠的不仅是骑射技艺,更重要的,是八旗这个后来成为清代制度的组织。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是满语(niru),本义为“大箭”,派生义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十人围猎群体。明朝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年,公元1601年)前后,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首次进行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参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统管,改编后的牛录被分别隶属于黄、白、红、蓝四旗,以纯色为辨。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再次对牛录组织进行改造,完善了牛录—甲喇—固山的体制。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八旗建立自此始,亦即为满洲八旗的源起。
八固山(八旗)是牛录组织的扩大,也继承了牛录的组织特点,首先是兵民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其二是军政一体,有事抽调,无事归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作战时绝无粮饷军器之运转,军卒皆能自备而行,这是八旗劲旅行军作战骁勇神速的原因之一。
皇太极即位后,在八旗满洲之外又增设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从此八旗有满洲、蒙古和汉军之分。从此擅长突骑野战的八旗蒙古成为满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长操作火炮等重兵器的汉军八旗的加入,对于原来只轻骑兵、轻火器的满洲人来说,亦有莫大助益。但八旗仍是八旗,权力始终集中在满洲贝勒手中,是绝不可旁落的。
1644年入关时的八旗劲旅,在对农民军与明朝残存势力的战争中以一当十,摧枯拉朽,那是八旗武力最精锐、最强盛的时期。
入关后的“巩固根本”
当清王朝定都北京后,面对着一个崭新而又极其复杂、极其险峻的局面。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们所能依靠的,除了自己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劲旅之外,还能有谁?由明军的降兵降将编成的绿营,人数虽然数倍于八旗,他们又岂敢依恃?他们殚精竭虑,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使为数如此之少的精兵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何依靠它来维持清朝在这样一个如此辽阔、如此复杂的国土上的统治。并因此而对八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其宗旨,当然是要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
变革的第一步,是制定旗饷政策,使八旗官兵向职业军人的方向转变。这是入关后八旗制度最深刻的一项变革。
入关后的八旗官兵倾其全力投入战争,清廷虽然也沿袭入关前旧制为他们分配了“份地”,但他们却不可能仍然沿袭入关前“兵农不分”的传统,利用土地来进行生产。随着八旗“份地”大量丧失与转手,越来越多的八旗兵丁丧失了从土地获取收入的经济来源。为解决这一问题,使八旗兵丁得以全力以赴投入征服战争,清廷甫一入关,即制定旗饷政策。八旗兵丁的收入,以月饷和岁米为主,又视兵种之别而有等级之分,此外还有岁米,为每名每年24斛。这便是清代所称“铁杆庄稼老米树”的由来,所谓“铁杆庄稼”,说的就是这种收入的稳定性。清廷对八旗兵丁的一切采取“包下来”的办法,用官费为他们建造房屋,凡遇红白喜事均由官给赏银,迁徙时由官给一切用度。重大变革的另一项,是建立驻防八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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