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水浒传》的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写店主人介绍柴进时说：“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钦赐予他‘誓书铁券’在家，无人敢欺负他……”五十二回中柴进也提到：“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间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

　　这里说的“誓书铁券”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了它就无人敢欺?

　　笼络功臣的工具

　　《水浒传》中的“誓书铁券”，即是通常所说的“丹书铁券”的一个异称。汉代用丹砂填字，故《汉书》作“丹书铁契”;后梁用银粉填字，故《资治通鉴》作“银券”;辽代用金填字，故《辽史》作“金券”;《明史》则因铁券可世代相传而称为“世券”。此类名目繁多的称呼指的都是一个东西，是君主赐予勋贵功臣免罪免死的一种凭证，因取坚久之意，遂以铁铸之。

　　丹书铁券的发明人大概是汉高祖刘邦。许慎的《说文》里说“符，信也”。先秦时代，符节是古人用作凭证的一种信物。古代君王分封诸侯、功臣或会盟时都要以竹符为信征，剖分为二，双方各执其一。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分封功臣，与之剖符作誓，大概是觉得竹木易朽，不足以表达自己永有天下的愿望及使功臣世世代代永享富贵爵禄的决心，遂易之以铁，试图提高它的可信度。如此说来，新出现的铁券其实就是一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符节。

　　史书记载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即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书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在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正本的安全。铁券状如瓦形，两券合而为一整体，左券颁发给功臣、重臣，右券藏入皇家内府或宗庙内，遇到特殊情况，将两券合在一起，以检验真假，防止伪造。

　　汉高祖发明的丹书铁券中的誓词有“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 虽然皇帝信誓旦旦，但铁券中并没有对功臣免罪免死等许诺，持券者往往以细故获罪，犯常刑亦不得赦免。譬如韩信、彭越都是功臣，结果都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

　　至于功臣子孙更无免罪特权，稍触刑律，即绳之以法，如陈平的后裔“(陈)何抢人老婆(坐略人妻)，结果被处以死刑(弃市)”。司马迁曾作统计：“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到了太初(汉武帝年号，前104-101年)年间，只过了一百年，眼下只有五个功臣后裔还封为侯爵，其余的都因犯法而丢了性命、亡了封国。由此可知，汉代铁券并不能起到护身符的作用，仅是皇帝颁给臣下的一种封侯的凭证及荣誉。

　　明定的免罪符

　　自汉高祖开启用铁契褒奖、笼络勋功之臣的先例，这种政治策略和手段对于巩固和加强统治权力十分有效。自此，后世帝王纷纷仿效颁赐铁契的做法，所谓“后代承业，习而不改”。三国时期，为笼络周边少数民族，蜀汉对南中诸夷、曹魏对关陇氐、羌，都赐予铁券与之会盟。

　　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人人皆有朝不保夕之感，富贵世袭更无从谈起。在这一时期，丹书铁券的誓词由汉初的世袭爵禄一改而为免除死罪，成为明定的免罪符。543年，东西魏在芒山大战，西魏权臣宇文泰坐骑中箭，险些沦为俘虏，关键时刻幸亏部将李穆救了宇文泰一命。宇文泰大加赞叹，前后赏赐，不可胜计，仍感到不足以为报，于是“特赐铁券，恕以十死”。所谓十死，当然不是打电子游戏奖励十条命，而是允许犯十次死罪不杀的意思。

　　隋唐之后，向臣下颁发铁券越来越普遍，成为一种常制，就统治者赏赐的目的而言，不外乎表功与安抚两类。唐朝建立初期的武德元年八月，李渊“论太原首功”时，沿袭旧制，赏赐恕死特权与开国功臣，《褒勋臣诏》中载“尚书令秦王(李世民)、尚书右仆射裴寂、纳言刘文静恕二死”，其余如长孙顺德、柴绍、窦琼等14人皆恕一死。

　　除开国功臣外，中兴功臣以及皇帝的宠臣，甚至连少数民族首领和宦官都可被赐予铁券。唐玄宗时期，时任范阳节度使的安禄山被赐铁券，随后又被赐东平郡王，唐朝将帅封王自此开始。结果这位天字第一号宠臣发动了几乎颠覆大唐江山的安史之乱。

　　滑稽的是，当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的时候，唐廷对迫于形势归附的安史旧将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等人采取了安抚的政策，“皆赐以铁券，誓以不死”，并皆以原职授之，使其分帅河北诸郡。朝廷希望通过颁赐免死铁券安抚其心，早日恢复统一大局，然而这却造成日后兵祸连接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却因统治者的姑息而愈加骄横，“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大历十年(775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袭取周边郡县，后在朝廷出兵讨伐下，田承嗣不得不上书请罪，因其势力强大，唐代宗只有姑息，并再次赐其铁券。田承嗣归顺后，叛逆反复，朝廷为安抚其心，竟先后两次赏赐其铁券，朝廷权威随之一落千丈。

　　有唐一代，免除受赐者叛逆罪之外的死罪一次或数次成为唐政府赏赐铁券的一项主要内容。颁赐的铁券大多注明要恕受券者本人几死。唐初为一般1到2次，后来竟高达9-10次，唐末，不仅受券者有免除死罪的特权，还涉及宽宥其子孙死罪特权。诸如钱镠恕9死，子孙3死;韩建恕9死，子孙恕2死。

　　其中，唐昭宗李晔在公元897年赐给当时的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五代时期吴越国建立者)的铁券是迄今尚存最早的丹书铁券。“其形如瓦，高今栽九寸，阔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盖熔铁而成，镂金其上者”。

　　后世的铁券多系参照这一铁券制作的，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明太祖、清高宗(乾隆帝)五个皇帝看过这一铁券，并依其形制制出颁发给功臣、重臣。正因如此，唐、宋、明、清诸朝的铁券形制是大体相仿的。

　　免死牌也免不了死

　　丹书铁券最诱人之处当然是可以免死，受券者有“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及“除谋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的特权，但实际上允诺免死只是出于君主的意志，而君主的意志并不是那么始终如一的。

　　早在公元528年，北魏孝庄帝杀死权臣尔朱荣，不久尔朱氏起兵报仇，其弟尔朱世隆兵近洛阳。孝庄帝为了平息事态，侍中朱瑞赐以铁券，结果反被尔朱世隆奚落：“今日两行铁字，何足可信!”这已经一针见血地道出铁券不足信的实质。

　　唐朝大约一百人左右获赐铁券，结果人数超过四分之一，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因史料记载缺漏不详不知所终。到了五代时期，后唐庄宗李存勖灭亡后梁，自居为大唐正统，结果他一共只赐了三份丹书铁券，其中倒有两人(郭崇韬、朱友谦)随后无辜被杀。朱友谦的妻子张氏临刑时拿出丹书铁券，说“这是皇上当年所赐，我不识字，不知上面刻的是什么”，监刑官当然知道铁券上刻的是什么，只能无言以对，遂使“百口涂地，冤酷之声，行路流涕”。剩下的一位铁券持有人李嗣源也差点不得逃生，最后被迫发动兵变取庄宗而代之。

　　宋明时期，颁赐铁券之风更为盛行，已形成一套固定的制度。明初朱元璋对赐券对象作了明确的规定，范围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且有严格的步骤。铁券的规格也同样体现出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根据大臣爵位之高低将铁券定为七个等级，“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高广尺寸递杀有差”。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颁赐了一大批“免死铁券”。享受如此恩宠的大臣有：李文忠、李善长、冯胜、耿炳文、傅友德、徐达、汤和等。结果，那些拿到“免死铁券”的开国元勋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享受到“免死”的特权，反而死于非命，太祖高皇帝的允诺竟然如此一分不值!

　　朱元璋真是煞费苦心，既要大封功臣，颁赐“免死铁券”，又要大开杀戒，诛戮功臣;既要要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又要避免言而无信之讥。于是，在所有的“免死铁券”中，都有类似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除谋逆不肴，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有了这样一个预先留下的后门，大杀功臣就谈不上言而无信了。

　　于是，洪武二十五年，丹书铁券里规定不能免除的(与胡惟庸一起)“谋逆”罪状罗织完成;“出万死，勋臣第一”、年已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被杀。这当然是冤案了，李善长为朱元璋打天下，是第一功臣，假使帮助胡惟庸成事，也不过是第一功臣，又何苦谋反?

　　当一个个功臣们被囚于槛车、押赴刑场时，这块丹书铁券又何曾起过丝毫作用，就连《水浒》里家有“丹书铁券”的柴大官人最后也被小小的高唐州知府高廉屈打成招问成死罪。足见，“丹书铁券”这样的“免死牌”也并不是万能的护身符。(来自澎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