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中，其实并没有近现代刑法中明确的受贿犯罪概念。唐代也不例外，并无“受贿”一语，在唐代的法律《唐律疏议》中也并无“受贿罪”的罪名术语。也因为这个原因，唐代规定的受贿行为是比较宽泛，将官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或索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均视为受贿，与之有关的罪名都囊括在“六赃”罪系统之中。

　　提到“赃”罪，就不得不提，从先秦开始，古代对受贿犯罪的称谓，有“墨”、“赃”、“赇”等发展，直至唐代把受贿犯罪规范在“赃罪”之中，古代有关受贿罪的名称才趋于规范化。“赃”是指非法获得的财产。

　　唐律共有十二篇，分别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惩治赃罪的立法主要散布在《名例律》、《职制律》和《贼盗律》中。

　　前面提到“赃”是指非法获得的财产。《唐律》首次将非法获得财物的行为进行了总结归纳，将一切具有“赃”的特征的经济犯罪统一为“六赃”，即“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

　　强盗，指用武力手段抢夺财物的行为，如持仗行劫等。

　　窃盗，指以偷盗行为而获得财物，偷窃自己经管的财物，则称作“监守自盗”。

　　枉法，即受财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替行贿人作出歪曲法律的处断。

　　不枉法，即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但没有为行贿人作歪曲法律的处断，

　　受所监临，指主管官吏接受下属吏民财物的行为。比如某县令接受所管本县百姓的财务，即为受所监临。

　　坐赃，指非监临主司或一般人，因事收受他人财物。因无利用职权枉法裁断的行为，故而其惩罚较轻。此罪的设立主要打击的是监临主司之外的官吏，他们利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或利用与监临主司职务上的关系，或其他亲友关系，收受贿赂，缘情卖法。

　　“六赃”之中除“强盗”外，其余“五赃”皆与官吏腐败相关连。

　　唐律规定的贿赂的内容既包括财产性利益，又包括人力、物力及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所以，《唐律》中的贿赂范围比我国现行《刑法》的范围还要广泛一些。

　　有了罪名，还要有处罚措施。唐代对处以重法，并予以量化，《职制律》规定：官吏受财枉法，1尺杖100，1匹加一等，至15匹即处绞刑;不枉法，1尺杖90，1匹加一等，至30匹加役流;受所监临财物，1尺杖40，1匹加一等，8匹徒一年，8匹加一等，至50匹流2000里;行贿者减监临罪五等，索取财物者加一等，以职权强行索取者，准枉法论;出使官吏，如在出使地接受馈送及乞取者，与受所监临财物论罪;借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即使是接受猪羊(非生者)供馈及借奴婢、牛马、碾之类，也以坐赃论处。

　　唐代的绢布是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的。一匹布在唐前期稳定时期大约值200文钱上下，论购买力，可以在丰收的年景购买不到两石的粮食。这个购买力也就如今1000元不到，而一尺布则仅仅值100元不到。100元不到的额度就要面临杖打的处理，唐代法律对之严厉可见一斑。

　　从唐朝的一些诏令中，也可窥见当时在立法上对犯罪不止有刑事处罚，还有其余一系列附带处罚。武则天的《改元光宅诏》正式明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吏枉法受财者、监临主守自盗同“十恶”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样，都不在赦免之例。唐肃宗时，为了加强惩贪的效果，《即位敕》中进一步规定：官吏贪赃枉法者，将受到“终身不齿”，“永不叙用”的处罚。

　　除了处罚，唐律对受贿的赃物严格追回。凡“与者无罪”之赃，“乞索”或“强乞索”之赃，均应还主。“彼此俱罪之赃”没官。正赃已被耗费的，除“死及流配勿征”，“余皆征之”。即只有被判处死刑及实处流刑的才不征还，其他一律要征还。即使赃吏遇大赦及被降罪的，受财枉法罪仍要征还正赃。即“会赦及降者，盗、诈、枉法犹征正赃。”可见，唐代法律规定对受贿赃吏经济制裁极其严厉。

　　唐代关于受贿犯罪的立法可谓严密而又完善，对受贿赃吏的处罚也极其严厉，但唐代受贿行为的腐败之风仍然存在，甚至在唐代后期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封建王朝无法真正做到“以法治国”。

　　首先，唐代败立法和措施都带有很大的特权性，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唐朝法律所规定的“八议”(是有关八种特权人物犯罪在适用刑罚时的优待原则)、“官当”(凡官员犯罪，皆可以官品抵挡刑罚)、“赎罪”等一系列条款就足以证明。这些方式，将贵族官僚的特权法律化、制度化，使其的特权较之前代更加广泛，更加系统，反映了唐代败法律的特权法性质。虽然唐代的最新规定不能使用“官当”顶罪，但这些特权的存在导致惩贿法律得不到彻底执行，严重阻碍了依法治吏的有效运行。这也是受贿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的缘由

　　比如，唐太宗时对打击很严厉，唐太宗本人“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但贞观十二年，宗室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犯赃下狱，太宗谓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马如林，欲使辙迹周宇内，游观无休息，绝域采奇玩，海外访珍谨，岂不得邪?劳万姓而乐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道宗傣料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发了一大通议论，说得也很有道理，但江夏王的处理仅仅是“遂罢官，削封邑”。宗室亲王符合八议特权标准，处理起来就只能手下留情了……

　　同样帝王的私人意见和偏好也会影响对的法律惩处。又如唐太宗长孙皇后的族叔长孙顺德受贿的事件中，长孙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太宗不但没治罪反而“赐之绢”，并说“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太宗运用儒法思想，对赃吏长孙顺德的处置，让其受辱来取代受刑，这种惩治赃吏的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让一些有特权的赃吏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破坏了法律的公平性。

　　而封建王朝的政治腐败也会影响法律对的惩处，托人情，求干系，使得有法不依，执法枉纵。如唐中宗时姚绍之为左台侍御史，坐赃，被监察御史魏传弓按问，得赃五百万，法当死。韦后女弟救请，故减死，贬琼山尉。因为皇后的妹妹出面讲情，就能逃脱处死的惩罚，只是贬官了事。

　　而且，封建社会最高领导人--皇帝不受法律监督。历代对官吏的第一要求是“忠君”，其次才是“廉政”。皇帝认为的“忠臣”受贿枉法，皇帝自然多有包庇纵容。比如武则天的宠臣张宗昌贪赃四百万之巨，即便不死，也应罢官，而武则天以其有主炼长生药的功劳，免于法律追究。

　　唐代在惩治当时形势下的受贿罪可谓做到了有法可依，但能否发挥好其效力还要依赖于执法这环节。因此，在封建等级社会里，败法律不可能真正严格执行，导致贪官赃吏仍然比比皆是。而党自以来，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旗帜鲜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取得显著成绩，相较于唐代早已实现了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