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36年春夏之交，驻扎在太原的后唐帝国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终于跟他名义上的小舅子——皇帝李从珂闹到了彻底翻脸的地步。跟皇帝翻脸就意味着造反，后果当然很严重：他的亲弟、堂弟、两个儿子在首都洛阳被杀，而皇帝派出的数万征讨大军正从各路扑向太原。

以石敬瑭的兵力是根本无法与后唐大军对抗的，情势看起来十分危急。但石敬瑭并没有惊慌，他是提前想好了应对之策才撕破脸皮的，而且他的计划还不只是抵御后唐的进攻，他要灭唐自立——当然不是靠自身的力量，而是靠契丹的帮助。

计划顺利实现，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御驾亲征，不但为石敬瑭解了太原之围，而且帮助他一举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己做上了皇帝。而作为报答，后晋向契丹称臣，两国结为父子之邦，行父子之礼，同时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

石敬瑭由此成为了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千百年来一直是“儿皇帝”和“卖国贼”的最佳形象代言人。其实，更客观公平地来看，在五代乱世，一切僭越乱伦皆已司空见惯，石敬瑭身为沙陀人(西的一支别部)，所侍奉过的后唐三姓四任皇帝中，就两次出现兄弟间反目成仇、兴兵夺位的情况，所以于他而言，帝梦心切者不择手段取之，没什么不能接受的。甘愿认贼为父确实无耻，但今人指责他“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也实在是有些要求过高了。

事实上，中原王朝即使是在强盛如汉唐的时代，也都出现过对外族称臣、和亲或纳贡的情况。汉初在军事上无力与匈奴对抗，自高祖刘邦起便靠着与匈奴和亲来避免战争(实为变相进贡)，和亲政策历经文景二贤，直到汉武大帝刘彻在位十多年以后才废止；唐高祖李渊及唐太宗李世民也是靠着向称臣才得以创建帝业；而唐肃宗为了向回纥借兵，以从安禄山的叛军手中收复京都，更与回纥签订过“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女子皆归回纥”的耻辱条约。

石敬瑭遗臭万年的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后晋帝国太过短命，根本没有机会在治史时通过“技术处理”来掩盖污点，而他割让燕云十六州之举，对后世的影响又实在太大，在此后至少四百年时间里直接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命运，自然不容易被后人忘记。

这十六州包括：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涿(今河北涿州)、莫(今河北任丘)、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已为官厅水库淹没)、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蔚(今河北蔚县)。整个地区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面积十二万平方公里，正好相当于一个朝鲜。

从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十六州自东向西包括了今天的天津、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基本上都分布在长城的内(南)侧，也即长城这条重要军事防线背后的战略支撑点，其中瀛、莫二州已深入到河北腹地数百里。失去了这一片山势险峻的地区，中原王朝的整个北方就失去了一条阻击“胡人铁骑”的天然军事屏障，南下千里再无险可守，直至黄河岸边全部是一马平川，中原从此门户大开。

此后四百年间，对于每一个中原王朝来说，收复燕云十六州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梦想。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率领强劲的后周大军北伐燕云之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收复瀛、莫、易三州和益津(今河北文安县境)、瓦桥(今河北雄县境)、淤口(今河北霸县境)三关，共计17县之地，取得了五代以来中原对辽作战的最大胜利。只可惜柴荣此时突然患病，不久即病逝，收复燕云的大业也半途而废。

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专设内库，名为“封桩库”，其职能就是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的盈余存储起来。他的想法是在储满五百万缗时，向契丹赎买燕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便把这笔钱作为战争经费。他曾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

可惜宋太祖也是才满五十岁就猝然而亡，他的恢宏计划也无法实现。后来宋太宗赵光义挟平灭北汉的余威，两次北伐契丹，均以惨败告终，宋帝国企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地区的努力也宣告失败。从此，宋帝国的君臣将士普遍滋生了一种“恐辽心理”(后又变成“恐金”)，这种心理阴影一直持续到大宋灭亡。

如果换一个方向来思考就可以明白：北方的政权在获得了燕云之地以后，一方面掌握了对中原长驱直入的军事便利，另一方面，由于燕云地区的农耕经济与北国的游牧经济形成了良性互补，也极大地促进了北国整个的社会发展，也就更成为中原王朝的劲敌。

燕云十六州直到明朝建立时才又重新回到中原国家的版图，而石敬瑭的骂名恐怕永远也无法脱去。不过，如果再多还原一些历史，还应该记住一个叫桑维翰的人，他是石敬瑭手下的谋臣，正是他为了讨得主子欢心，提出了割让燕云十六州这样一个完全“过度”的建议。其实在当时，想达到让契丹出兵相助的目的，只要多送钱物，也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