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结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新建的大明王朝，实际上控制的国土面积并不是很大，长城以外是蒙古的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关东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天山南北是蒙古人建立的察哈台汗国。长城以内的中原、巴蜀、江南、湖广等地经过各个朝代的经营开发，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但地域广阔的“夷蛮之邦“，地处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却地多雨潦、少牲畜、无蚕桑，人烟稀少。西南地区被元朝所封的梁王匝剌瓦尔密固守盘踞，朱元璋多次招降，梁王自恃地险路遥，顽固据守。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征南将军傅友德、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率领30万大军远征西南，数月明军平定云南。

　　局势得到稳定后，朱元璋担忧大军撤回后，云南又成孤悬，于是下令数十万平定梁王的西征军队在贵州就地军屯。昔日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地，瞬间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军营。几十万人的军队，供养成了大问题，靠赋税?靠征调?都不现实。战争进行当中，一位大臣向朱元璋建议说:“备边在足兵，足兵在屯田。”这一建议深受朱元璋赏识，最终，朱元璋也选择了让军人自己养活自己。

　　曾经铿锵作战的将士们开始拿起锄头，开垦田地。20万明军按三比七的比例，三成军队驻扎城市，七成军队在农村屯耕，有10多万人加入垦荒的行列。他们一边开荒种地，军食自赡;一边操练军事，以防战乱。从贵州腹地的安顺向西到曲靖，过昆明、楚雄直至景东，每六十里到一百里，明军建立一个屯军寨子，开垦周围的土地。

　　昔日的不毛之地，在这些来自江南的农家子弟手里，变成了千里良田。这些屯军寨子是按军队编制分布的，它们分别由六个卫来管理，这六个卫分布在贵阳和曲靖之间。分别是:威清卫(即今天的清镇市)、平坝卫(今天的平坝县)、普定卫(今天的安顺市西秀区)、安庄卫(今天的镇宁县)、安南卫(今天的晴隆县)和普安卫(即今天的盘县)。 这六个卫就是今天贵阳以西六个主要城市的雏形。贵州不少城市也都源于当年的屯军营寨。像今天的黔西县，就是普定等六卫建城之后，明朝政府营建的郭张城 。 当年的屯军只是朱元璋和征南将领手中的“棋子”，在云贵高原这张偌大的棋盘上，他们根据全局的需要，选择战略要害，轻轻一放，无意间造就了今天的屯堡城镇和村寨，被称为“调北征南”。

　　实行军屯制度后，为了稳定军心、保障固定名额的满员，使军士“有亲属相依之势，有生理相安之心”，不至于逃散、脱籍，大明王朝规定“正军”、“军余”必须携带妻室儿女，无妻室的，政府予以婚配。同时，明朝政府推行了“就宽乡”的移民政策，即鼓励百姓由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到经济滞后的地方，由人口稠密、土地稀少的地区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在“鼓励”的同时，也强迫大批内地破产的流民和平民迁往贵州。迁入的平民，按照给予的土地，划分区域管理，成为“民屯”，也被称作“调北填南”。

　　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江南和中原一带，根据史书记载，明洪武年间进入贵州的移民在160万人以上，永乐年间在35万人以上。另据《安平县(今平坝县)志》记载:明洪武年间，设“平坝卫”，因“地广人稀”，由湖广的长沙等地，实行“三丁抽一”的办法，发配到平坝卫。偏僻遥远的贵州就这样迎来了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移民。这些移民中，一部分是军屯将士的家眷亲属，一部分是内地的良家子弟。他们的到来，一方面扩大了屯堡人占有的土地和势力范围，稳定了军心;另一方面，来自内地的先进文化一下就冲进尚在半原始状态的贵州，极大地带动了贵州的发展。汉族的比例也第一次超过其他民族，成为贵州人口的主体。

　　明初，政府只在贵州设立卫所。随着“民屯”的展开，开始设置郡邑，“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对于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来说，朱元璋的“调北征南”只是权宜之计，而“调北填南”才是长久之计，是一种更为深谋远虑的治国安邦的策略。

　　习惯上，人们把贵州的“军屯”后裔称为“调北征南”来的，而把“民屯”的后裔称为“调北填南”来的。现在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凡是叫“屯”的村寨多大是“调北征南”来的军人后代;凡是叫“堡”的村寨多大是“调北填南”来的平民后代。

　　人口流动是一种进步现象，改变了“老死不出乡里”的凝固、封闭状态。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口过多固然不利于社会发展，而人口过少则缺乏开发的力量，移民对“不患无地而患无人”的贵州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明代移民的主体是“屯民”，他们是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农民，开垦土地，发展农耕，在农业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促成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开发。移民把中原、江南等地长期积累起来的农耕技术带到了贵州，逐步改变了贵州“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农业生产在“渐比中州”的更高层次上得到发展。

　　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上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大搬迁”，将农耕技术、工艺制造、中原式建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佛教道教、儒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整个汉文化体系完整地移植到贵州这块土地上，从而改变贵州的文化面貌。

　　贵州文化的兴起，与明代教育有很大关系，办起了卫学、府州县学、宣慰司学、书院、社学、私塾，朝廷还在贵州开科取士，贵州人有机会参加全国的人才选拔，人才联袂而起。别的不说，唐诗、宋词中没有一个贵州人，而明代有贵州“开省以来人物之冠”的孙应鳌，有以“诗书画三绝”名噪江南的杨龙友，有被誉为“天末才子”的谢三秀，有诗坛对贵州刮目相看的吴中蕃……，

　　贵州建筑的经典之作，不少是明代的，如有贵阳的甲秀楼、文昌阁，遵义的海龙囤，安顺的文庙，平坝的天台山伍龙寺，福泉的古城、葛镜桥等等。

　　文|夜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