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网上一些人说的不一样，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并不是文盲。

　　明末大儒黄道周在《博物典汇》卷20《四夷》一文中写道：

　　“(努尔哈赤)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

　　按照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寏的记述：

　　“闻胡将中惟‘红歹’仅识字云。”(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李民寏的说法来自道听途说，不那么准确，起码创制满文的额尔德尼和噶盖，都是熟悉蒙古文和汉文的大臣，这一点，明人谈迁在《北游录》里就有佐证。

　　当然，由于“红歹”，也就是皇太极的汉文学自汉人龚正陆，朝鲜人的记载是：

　　(万历二十年)“俺差人杨大朝入虏中，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吴音同陆)，年少客于辽东，被抢在其处，有子姓群妾，家产万金，老乙可赤(努尔哈赤的朝鲜称呼)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尽通矣。”(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边疆小部落的小人物，大明朝廷是不关注的，但是这个龚正陆却是皇太极的启蒙老师，虽然说“文理未尽通”，教学生考不了状元，识文断字却应该错不了，而他平时还为努尔哈赤的弟弟、诸子讲《三国》、《水浒》，乃至历代故事，却实实在在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建州核心层开了眼界。

　　所以，努尔哈赤开启的统一东北诸部的战争，并不像他的先辈蒙哥帖木儿、王杲，只是部落对部落的征服，而是一场有规划、有组织的“革命”，也正因为如此，建州乃至后来的后金、清朝才能越打越强。

　　蒙古国现存的女性萨满，不过属于草原萨满文化圈，和清朝所属的森林萨满文化圈又有众多不同。

　　正如“创造”了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对诸部征服之后，进行了打破旧部落界限的重新编组，成吉思汗是编为“千户”，用旧将为“那颜”，再将千户封给诸子，而努尔哈赤是编为“牛录”，提拔“牛录额真”，再将牛录划入八旗，封给兄弟、诸子统带。

　　那么，打破部落界限的最重要一步是什么?

　　信仰。

　　努尔哈赤破哈达、辉发、叶赫、董鄂、乌拉等部时，兵马先破“堂色”(即堂子)，“掠祖像神器于贝勒马前。”(富育光、孟慧英《满族的萨满教变迁》，《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4期)

　　这个堂子里往往供奉着各个部落的祖先神，以及山川、名木、动物的神灵，毁弃其中一部分，吸纳其中一部分，类似于古罗马共和国征服强大民族之后将其供奉的神祗带回罗马供奉，是早期国家进行征服的重要手段。

　　这个集中供奉地，就是他自家的“堂子”，佛阿拉、赫图阿拉这两个旧都都有，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后的实物则是沈阳的“堂子”，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就开始营建，天命十一年(1626年)五月落成，不过，努尔哈赤八月就病死在叆鸡堡，基本没用上。

　　到皇太极时代就比他父亲更进一步，在确认族名更改为“满洲”的第二年(崇德元年)，他下令：

　　“凡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大清会典》)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整个“满洲”族群的祖宗和神仙，只许拜我家的，由我们一家子皇帝、亲王、贝勒，带着你拜。

　　不但如此，当年，他还规定：

　　“凡人祭神、还愿……宰杀牛马骡驴，永革不许……今后许绵羊、山羊、猪、鹅、鸡、鸭还愿祭神……母猪不许杀，若杀，卖者问应得之罪，仍赔猪入官。”(《清太宗实录稿本》)

　　崇德三年，宁塔海牛录下苏拜因三次拜神家财荡尽，经查问，苏拜夫妇判死罪，连累之人受贯穿耳鼻之刑，以及鞭笞。

　　可见，后金国家对于祭祀权力的干预之强。

　　待到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之后，祭祀仍循昔日之制，也在北京建了堂子。

　　“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吴振棫《养吉斋从录》)

　　“进堂子”即使在“满洲”内部，也有明确的身份区分，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只能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

　　网友绘制的明清男子发式的变迁，如图所见，清代近300年间，剃发的传统本身就经历着不断的变化。

　　之所以如此，在于当时的东北少数民族大多数还停留在部落联盟的时代，血缘部落，即一家一姓的聚居，已经在金代“猛安谋克”制度和元代“万户”制度之下被破坏，如“胡里改”、“斡朵里”等概念已经由血亲部落过渡到地缘部落，比如“斡朵里”就同为地名，在李朝史料中记录的朝鲜北部女真的生存状态，也已经混族而居，一个耕种村落中甚至会有三、四个族群居住。

　　因此，聚集这些地域部落认同感的，也不再是共同祖先的血缘关系，而是共同的神灵信仰，这些神灵本身就带有区域性，祭神的祝词，往往也带有追述本族、本部落历史的责任。

　　努尔哈赤的新政权在武力征服的同时，摧毁这些小范围的认同，而代之以大群体的认同，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同样也标志着建州、后金政权虽仍嫌简陋，却已具备国家的雏形，如果拿来和中原王朝来比较，起码已经达到了西周灭亡商朝之后所建立的制度水准。

　　到了皇太极时代，则仿照汉制，逐步从诸贝勒手中收权，再经过多尔衮、顺治、康熙前期对各旗旗主的权力进行了全面压缩，清朝残存的草原帝国政治形态基本消弭殆尽，在明朝的制度躯体上，快速进化为一个更有效率，也更具侵略性的中原王朝。

　　康雍乾时代，保留下来的不过是“堂子”、“坤宁宫祭祀”等等已经转化为礼仪、风俗的传统，其实际意义早已不复存在，而这种“传统流失”甚至还是在三代皇帝三令五申要保留、传承的情况下实现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乾隆时代，无论是国家级的“堂子”还是皇家内院的“坤宁宫祭祀”，竟然连用满语吟唱“神辞”的语音都出现了种种错误，其中涉及的不少神明更是只留下名字，连干什么的，做过什么都不知道了。

　　待到道光、咸丰之后，那些固守的“国族旧俗”，乃至于“国语”满语，都已经被淹没在汉化的汹涌之中了，再去强调此疆彼界，其实早已经失去了意义。(原文来自一点资讯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