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末年，内忧外患，外患自安史之乱始，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与朝庭分庭抗礼，严重挑战中央的权威;内忧是宦官与皇权倒置，实权与虚御的博弈，使原本羸弱的政权摇摇欲坠。归纳起来，晚唐的政治特点无外乎三点：藩镇割据、党争、宦官专权。

　　唐末各地藩镇的节度使各自为政，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形式俨然回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央朝廷不仅外敌环伺，朝廷内部党争猖獗，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两派势力互相倾轧，而在“牛李党争”的几十年间，也正是唐末宦官当权的时节。宰相大臣不忧国家之治，唯恐其党争不进，对朝廷的忠心，都被权势斗争所裹挟。文宗皇帝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

　　当然，最严重最有特点的政治形势，就是宦官的权力与皇权倒置。中国的历史，历朝历代总有宦官干政。东汉末年宦官在外戚与皇争的夹缝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十常侍把持朝政，到后来导致黄巾起义;明朝宦官专权，刘瑾魏忠贤之流。仔细衡量之下，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并完全左右朝政的首推唐朝，历朝历代皆不出其右。唐代的宦官，是被骂的很凶的一个群体，权力之大亘古未有，“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唐代后期，仅有的那点军事都由宦官管理，宦官任枢密使，掌握军事大权。

　　从德宗皇帝开始，宦官掌握禁军便成了惯例。有的宦官还经常出任临时性职务，做军队的监军，监视军队的一切活动，以便向皇帝报告。其实，向皇帝报告也就是个象征，皇帝最后也会委派给宦官的。朝野上下，遍布皇帝耳目，对比明代的厂卫制度，明代的厂卫，也是由宦官管理，和唐代相比，唐代的宦官直接授理军队，而明代宦官，似乎还没有到直接指挥军队的地步。为什么宦官在唐代会如此受宠?其实各朝各代大抵相同，因为宦官属于皇帝的家臣，他们不同于一般大臣，说白了宦官都是皇帝的家里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群体，是皇权衍生出来的寄生物和附属品。

　　相比之下，大臣们都有子有孙有家族裙带，所以大臣们致力于为本家族谋利，很容易结党营私，对于皇权不利。而宦官在生理上已经断绝人伦子嗣，在社会心理上也被隔绝在正常社会之外。和大臣官僚相比，宦官缺乏独立性，而且宦官囿于宫里，和皇帝的关系更亲昵。皇帝也就最放心这群人，于是他们背靠着权力的大树和权力之源，有了区别于正常的官僚系统的升迁，而取得一步登天的捷径。权力通过捷径取得，也就意味着会很容易被滥用。再加上宦官本来就有心理上的变态，他们走上这一条路，就是觊觎权力，所以大多数的宦官，有了权力以后，他们祸国乱政也就顺理成章。

　　往往王朝的后期，各种乱象横生，王朝的兴衰周期，制度的弊病，皇帝的统御能力和领导艺术都难以再继。这种外部的环境，就又为这些权力欲望极强的宦官群体，创造了环境温床。所以到王朝的最后，演变为宦官权力高于皇权，甚至可能决定皇位的继承人选，唐朝末年就是如此。唐朝后期的大部分皇帝大都是宦官拥立。宪宗和敬宗皇帝竟为宦官所杀，中央政权名义上是在李姓皇帝手中，实际上完全被宦官所操纵，皇帝成为了宦官的傀儡。这就是主奴的权力严重倒置。唐朝覆灭之后，由于各地方节度使自立为王，朱温灭唐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他们对权力也极具贪婪之心，所以他们得选择能信任的人，宦官则是不二人选。虽然宦官极易专权，但他们出于极为谨慎的集权心理，在不能找出万全之策的同时，只能是继续培植宦官。

　　皇权的存在，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就一定会存在一种衍生的权力，与皇权相对的就是能颠覆皇权的权力，这样一种心理在反映到现实中就是不信任外臣，而独宠中官，因此宦官乱政的潜在危险也就一定存在。皇权衍生的权力群体，在帝制的中国，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宦官专权。皇帝的手伸得太长了，他们找亲信管理就得找这些宦官。在这期间宦官不仅知军事，还有皇城使，军器库使，飞龙使，供奉官等等。这些官职顾名思义，每个具体的工具都是皇帝派自己的亲信在经营，实际上就等于是自己直抓。这些自立为王反叛为王的将军，他们最怕的就是自己的权力被重蹈覆辙，甚至他们比按照合法程序承继大统的皇帝，这种感觉还要怕。所以权力也就抓得更紧，培植的宦官也就越多，乱政的风险也就越大。皇帝一人抓，帝国的版图相对萎缩，皇帝对有限资源的控制力加强，宦官就是爪和牙，理所当然这些大佬们也就鸡犬升天。

　　在历史上，宦官权力膨胀，这个问题一直也没有得到太好的解决，只能说相对弱点还是相对强点。清朝在宦官乱政的问题，解决的相对来说好点，清朝从努尔哈赤崛起于关外建立后金到辛亥鼎革296年的历史，并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宦官乱政，但也不能说完全根除宦官当权问题，只是相对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