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从董仲舒开始的，可是董仲舒在思想史上一般被称作新儒家。新儒家和传统儒家的主要区别就是要和秦制兼容，不能反对秦制。但是也不能说，董仲舒就完全放弃了儒家的这些东西，他实际上也还是想对皇权有所制约的。那“革命”不能讲了，怎么办呢?董仲舒就想了一招，就是大量引进所谓的“谶纬之学”，即图谶纬书。这是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那里兴起的一种学问。阴阳家特别强调所谓的“天人感应”，但是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实际上是指人间的善恶、治乱，上天会有感觉的，并通过一些象征符号来体现出来，这些象征符号有的是图形，就是图谶，有的是一些让人不知所以然的文字，就是纬书。这些东西里面有很深的学问，一般人是看不懂的，谁能看得懂?只有儒生可以看得懂，那就可以用来解释种种事情。比如说，有一些事情觉得这些事是坏事，就告诉皇帝说，不得了了，上天不高兴了，某个地方掉下来一块石头，讲一些啥啥，皇上你要注意，你不注意，上天就要发怒了。某些事情，如果你做得好的也是一样，上天会有某种征兆，比如某个地方出现一只灵芝……董仲舒就用这一套神秘主义的东西，试图对君主有所制约。

　　可是这个制约有没有效呢?实际证明是没效的。谶纬之学在两汉曾经盛行一时，但是到了东汉，统治者就已经对谶纬很不满意了。因为装神弄鬼这一套，是可以为统治者提供一些依据，但是这些东西容易变成老百姓造反的工具。比如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皇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典型的谶纬语言，而且有人做过研究，说这几句话除了煽动变天以外，里头隐藏着一个符号，就是中平元年的某月某日，然后那一天果然是黄巾道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表现出非常高度的一致性。可是黄巾起义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全国的黄巾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没有任何统一的组织，现在的历史证明，“三十六方同日而起”不是形容词，真的就是在同一天。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就使得统治者感到是一个问题。

　　我想大家不用看很多书，大家如果读过《三国演义》就会知道里头提到孙策和于吉的故事，孙策杀于吉其实就是谶纬。那么到了后来，晋代、北朝一直到隋初，多次发生统治者严禁谶纬，焚烧图谶纬书，杀谶纬之士这样的事儿。有人甚至认为，北魏和隋初的两次规模之大超过焚书坑儒，以至于图谶纬书到了现在基本上就被灭绝了。今天我们已经见不到这个东西了，晚近的一些学者要研究图谶纬书，他们基本上是找不到材料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用这一套东西来吓唬皇上，其实也是吓不住的。

　　礼乐之变：从温情脉脉到军法恐吓

　　既然吓不住皇上，那么儒家要变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支柱自然也是需要改造。比方儒家的“礼”这个概念，在汉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前面给大家讲过，儒家是讲小共同体本位的，儒家的“礼”一方面是强调长幼尊卑，另一方面是强调温情脉脉，而且传统儒家通常讲“礼乐”，“礼乐”是礼求异，乐求同。“乐”是祭祀的时候大家都唱一样的歌，强调的是认同。“礼”是区别贵贱的，区别上下的，所以“礼”一定要强调不同。可是强调上下尊卑的“礼”，是笼罩在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因此即便是上下尊卑，给人的感觉也好像是一种保护。所以在传统儒家的话语系统中，“礼”被认为是礼遇、礼待、礼貌。如果皇上对你好，这就叫礼遇、礼贤下士、待之以礼。当时很少有人用“礼”来描述一种威慑或者让人恐惧的东西，但是从战国年间开始，这个礼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就是军队内部的一些非常严厉的军法被叫作“礼”。战国年间有一部很有名的兵书叫作《司马法》，这个《司马法》就被叫作“礼”。《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礼”类，叫作《军礼司马法》。那么这个“礼”本来是一种温情脉脉之礼，但是到了《军礼司马法》里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杀气腾腾的法;这个“礼”本来是一种知遇之礼，但是到了《军礼》中就变成了一种恐吓之法。

　　但是这个东西能叫“礼”吗?把你吓得发抖就是对你的礼遇吗?那是礼贤下士吗?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其实，我们要理解“礼”的含义，就会知道《礼记》讲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对诸侯讲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诸侯，你对卿大夫你要礼遇，怎么礼遇呢?即使他有过错，你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你要尊敬他，尊敬的结果就是你不要对他动刑，这就是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实际上是“礼遇”的意思。但是庶人跟你隔着好几层，庶人如果说应当得到礼遇，那也是庶人自己的主人的行为，每一个人都有主人的，庶人也有，那最直接的主人、最简单的主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就是家长。那么会有别人对你礼遇，但是我就用不着给你礼遇。《礼记》的原文前面讲的就是祖孙的关系不同于父子的关系，然后又讲天子和诸侯之间有一种这个礼的关系，诸侯和卿大夫也有礼的关系，卿大夫和士也有礼的关系，但是这个里头是不能越级的。因此我们看到所谓的“礼”，本来是一种小共同体内部温情脉脉的上下之别，可是到了战国年间，已经变成陌生人社会中一种带有军事色彩的、挺吓人的一种事儿了。那么到了叔孙通那里，当然更是这样。

　　周官作礼：打造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

　　到了西汉晚年出现了一个很戏剧性的事儿，据说是河间王刘德从民间仿造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周官》，这个《周官》到了西汉末就很受刘向、刘歆两个人的重视。刘向、刘歆在西汉末年到王莽年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专家，他们就认为这个《周官》应该叫作《周礼》，而且把《周礼》列入官学，甚至列入到了原来人们认为的《礼》的前面。就是所谓的《礼记》《仪礼》和《周礼》这“三礼”中，《周礼》又是放在第一位的。大家知道《周礼》本来就不叫《周礼》，叫《周官》，这一本书其实讲的和小共同体内的、温情脉脉的上下秩序毫无关系，它是以周的名义，说朝廷设有六个部门，叫作“天地春夏秋冬”，天官、地官、春官、秋官、夏官和冬官，这六官相当于后世朝廷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天官就相当于吏部，地官就相当于户部，地官司徒有属官七十八，春官宗伯就是后面的礼部，有属官七十，夏官司马就是后来的兵部，等等等等。那么按照整个《周官》这本书，总共中央六部有360多个“司局级单位”，每一个职官都有不少属员，合计有数万人之多，整个这本书就是讲什么官、什么衙门、干什么事。

　　那么像这样的一本书，和儒家讲的“礼”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西周时代能够有这样庞大的中央机构吗?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周礼》这本书来源是可疑的，而且你会发现关于《周礼》的争论实际上是我们汉以后思想史争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讲得简单点，凡是主张中央集权的、凡是主张偏向法家的那一套的，比如王安石，都是高度评价《周礼》的，认为《周礼》不仅是儒家的正宗，而且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典籍。王安石变法，搞理论基础就是《周官新义》。那么凡是反对这一套的，凡是对法家那一套有反感的，从二程一直到康有为，都认为《周礼》是伪书，甚至有人说《周礼》干脆就是刘向、刘歆父子造出来的书，说他们为了王莽篡权编了这么一本书，作为王莽篡权的理论根据。其实照我看，说这本书是刘向、刘歆父子全部凭空虚构的，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古代的书基本上就算是后人编的，基本上也用的前人的素材，凭空捏造是不太可能的。《周礼》这本书的很多材料，今人已经指出，在汉以前，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有人提过的，那么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凭空虚构的东西。可是我是相信整个《周官》描述的这样一个中央政府体系是造出来的，西周时代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我们要知道中央机构分成六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秦始皇时代是没有六部的，秦始皇时代只有左右曹诸吏，汉武帝设尚书台，本来是分成四曹，也就是后来的四部，到了汉成帝时代变成五曹，到了东汉光武帝就变成了六曹尚书，所谓六曹尚书就是后世的六部尚书。可是东汉的光武帝是不是最早搞六曹的呢?其实也未见得，我有一种猜想，而且我觉得这个设想是有道理的。我觉得王莽时代大概就已经有了六曹，而王莽这个六曹就是比附《周礼》的六官。刘向、刘歆搞了《周礼》这么一本书，列了一个六官，然后王莽就搞了六部或者说是六曹，到了东汉又继承了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所谓的《周礼》的“礼”和儒家原来讲的那个“礼”已经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它强调的是中央集权，这个东西已经完全是秦制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周制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