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孝廉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 。「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公元89-105年)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

　　茂才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察廉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一) 「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 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二) 「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三) 「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四) 「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 主」 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光禄四行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一) 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

　　(二) 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

　　(三) 「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

　　(四) 「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五) 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贤良方正

　　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发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贤良文学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王莽时有四科之举：「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文学是其中之一。 两汉时期「贤良文学」一科，出了许多名人，包括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直言极谏

　　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但它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说明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谏」的说法，是文臣(特别是谏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荒淫，他因时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乡。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

　　孝弟力田

　　《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意思是：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死后，少帝立，由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在位)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为什么要举「孝弟力田」呢?「孝弟」与「力田」，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古时候中国人很尊崇孝道，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至于「力田」，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举选士(举人)的科目之一，可见其仍受重视。

　　明经

　　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经」就是通晓经学。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西汉时举「明经」科不按人口，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开始，以人口多少定举数。后来加上年龄限制，年50至70才可入太学。但在东汉初，年纪轻而精通经学，也可应举「明经」。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唐代的「明经」科试帖经，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可见经学在汉代察举制中地位之重要。

　　明法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设立「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汉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在此之前，汉初就开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辅佐以法治理国政，可见朝廷对律令的重视。由于通晓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汉代不乏其人。如：郑宾位至「御史」，陈咸、陈忠位至「尚书」，吴雄位至「司徒」。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晓律令，有七个人当上廷尉，即国家最高司法审判官。唐代科举考试仍设「明法」科，选拔明习法令的人才，为常科之一。

　　明阴阳灾异

　　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说，认为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符;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

　　汉朝的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明阴阳灾异」一科，选拔有关人才。

　　由于这一科本身的特点，所以大都在发生天地灾异的年份才开科。如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风雨不时」，令「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是因为皇帝「不德」，造成万民饥馑，少数民族叛乱，特下诏，举明习阴阳等有识之士。

　　汉代是中国古代地震频繁发生的高峰时期，据统计，从公元96年到125年间的30年中，就有23次较大规模的地震，其中有的就发生在京城附近;以致汉朝的皇帝大为紧张，只好乞求于鬼神术数。大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可以观测地震的「地动仪」，可是并未被举「明阴阳灾异」科。可见，科学与迷信在汉代并非一途。

　　勇猛知兵法

　　在隋唐的科举考试中，有文、武两科，武科的渊源就是汉代察举科目中的特科：勇猛知兵法。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此科始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这一年发生日蚀，成帝恐天下有变，下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其后，汉朝频开此科，只是名目略有不同。如：

　　(一)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 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灾异蜂起，寇贼纵横，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说明这一时期天灾人祸频发，社会动荡不已。所以，「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二)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诏令大将军、三公等各举地方「刚毅武猛有谋，堪任将帅者各二人」。

　　(三)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诏公卿，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交车」。

　　从以上可知，主要是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的东汉，才急需较多军事征战人才。一般而言，汉代察举制仍以「明经」科为最重要的特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