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方法。「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 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虽是「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夺天下)的，却深明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治国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辅佐帝业。

　　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自己)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便是察举制度的开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对策者百人，唯(晁)错为高第」。这里说明当时不但有了考试(对策)，而且还有等第区别，显示此时察举制度已趋成熟。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已从初期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高祖召举三老

　　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在与项羽的「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汉朝，即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他当上了皇帝，是为汉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刘邦和他的谋士鉴于秦朝国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长治久安。起初，刘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陆贾与他谈《诗》、《书》，他说：「我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治国不能靠武力。后来刘邦采纳了萧何、曹参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使乱纷纷的局面得以稳定。

　　早在刘邦立国的第二年，曾下令「诏举三老」，就是要求选拔年龄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协助地方长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诏，把选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刘邦了解选拔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国向中央推荐人才，记录他们的「行」(品行)、「义」(仪表)、「年」(年龄)。要求郡国按一定标准推荐人才，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

　　文帝召举贤良

　　汉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临朝执政)时期，均曾下令诏举「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赏赐，让他们「为民表率」，做乡官。这是汉高祖(公元前206—195年)「诏举三老」的延续。

　　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因为这一年发生两次日蚀，他深信这是因为上天对他施政的不满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过下诏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由皇帝亲自考试──「对策」。对策的内容有四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这一次晁错被选为高第，升迁中大夫。

　　文帝的两次诏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试办法，也分出了等级，这标志着察举制度正式形成。不过，当时科目仅有一种，没有固定的期限，也没有人数的规定，所以制度还未臻完备。下马石

　　董仲舒应策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第，任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察举制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