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横贯亚洲大陆，连结亚、欧、非三洲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在丝路“申遗”过程中，国家文物局的有关文件指出：丝绸之路中国段的起点是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洛阳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古墓出土大量竹简，晋王朝令运回京师洛阳进行整理，发现是一批古书。其中的《穆天子传》记载，西周周穆王十三年(约公元前989年)，周穆王率领大队人马，携带大量丝织品等礼物，从洛阳出发，最终到达西王母之邦，会见西王母。往返行程约三万五千里。不少研究者认为：《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分，有助于了解先秦时期中西交通路径及文化交流情况，说明早在西汉张骞“凿空”之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已有交往和接触。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标志丝绸之路正式形成。西汉末年，王莽篡政，丝绸之路断绝。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派窦固率兵攻打匈奴，会战于天山。在这次出击匈奴的战争中，“投笔从戎”的东汉著名军事将领和外交家班超奉命出征，立下战功。班超率属员36人，出使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雄气概，夜攻纵火，杀匈奴使者，后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一带)也杀了匈奴监督官，班超又更换了臣民怨恨的疏勒王，新立了另一位疏勒王。至此，隔绝58年的西域及“丝绸之路”，重新畅通。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班勇保护了边塞与丝绸之路的畅通。他撰写的《西域记》一书，是范晔撰写《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依据。

　　《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绫。”有研究者称：文中提到的蒙奇、兜勒是两个地名，分别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和东方省推罗城。这应该是东方大汉帝国和西方罗马帝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而罗马境内使者东来洛阳的路径就是丝绸之路。

　　隋、唐均曾以洛阳为都。据《隋书》等记载，隋初，因、吐谷浑“壅遏，故朝贡不通”。大业五年(609年)春正月，隋炀帝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所部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降隋。隋以其地置西海郡(今青海湖西)、河源郡(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郡(今新疆若羌)、且末郡(今新疆且末)等四郡，发人戊守，进行屯田。隋炀帝此举，对于打通和西域的联系，保障丝绸之路畅通都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交流，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

　　据东汉末年牟融所撰《理惑论》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飞在殿前。他询问群臣，傅毅回答：天竺国有得道者，号曰佛，正如您所梦见者。于是汉明帝派遣使者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出使西域，在大月支(今阿富汗至中亚一带)写得佛经四十二章。当时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佛寺，又于南宫清凉台、开阳门、显节陵上作佛像，“学者由此而滋”。另《高僧传》还有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印度高僧随同东来的记载。这便是中国第一次“西天取经”，所修佛寺就是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

　　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神龟元年(518年)，住在洛阳闻义里的宋云与比丘惠生，由京城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出使西域，拜取佛经。正光三年(522年)宋云、惠生等由天竺回到洛阳，他们取回大乘经典170部，丰富了中国的佛教文化。

　　至唐代，洛阳人王玄策曾先后三次出使印度。其中第三次出使印度是在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当时唐高宗住在洛阳，王玄策等奉旨去印度送袈裟。在显庆五年(660年)，他们曾在印度参加摩诃菩提寺举行大法会。返国后，王玄策到东都洛阳，并把从印度取回的弥勒菩萨新样供奉在洛阳敬爱寺中。麟德二年(665)，王玄策于龙门石窟宾阳三洞之南洞敬造弥勒像，并留下造像题记。

　　从王玄策所行路线看，可以说明唐王朝与印度之间有另一条通道，即由唐蕃古道经尼泊尔进入印度。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丝绸之路是一条合作之路，友谊之路，共赢之路，它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