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户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随行，以助其生活，由于军户负担沉重，故多给有田地，且正军免全部差役，而在营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给正军之生活。如影响所有民间秘密宗教的罗教创始人罗思孚，本是一名戍军，後来找人顶替之後，才离开军伍。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後，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经常发生，这个目标渐难以...

中国少数民族的土司的制度由来已久，说起土司，不是我们现在吃的吐司，是少数民族的一个管理制度。土司制度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管理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今天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土司制度。一般历史界认为，土司制度始于元代。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元朝没有“内汉外夷”的意识，在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之下，也不可能产生“华夏”―“夷狄”的对应概念，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土官”与“流官”的区别。但是土司制度不仅仅包含“土官”、“流官”这种说法，实际上，小编猜测中央政府也不是为了区别华夷才设立土司制度的，关于元朝任用土司土官是否制度化了的问题，尤其是是否具有区别“土官”“流官”意识的问题，可能值得继续研究。但是元朝有意识地任用酋长担任“土司”、“土官”，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却是事实。因为土司制度实质上是王朝利用当地民族集团的上层以间接统治的形式处理周边民族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华夏”“夷狄”的意识并没有直接的...

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千户所、百户所官员称谓及其品级：都指挥使司有都指挥使(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其下属有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吏目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高级军官都不世袭，由朝廷从世袭军官中升任或从武举人中任命。卫有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卫镇抚(从五品)，其下属有经历(从七品)、知事(正八品)、吏目(从九品)、仓大使、副使等。千户所有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所镇抚(从六品)，其下属为吏目;百户所有百户(正六品)、总旗、小旗。自卫指挥使以下军官则都是世袭的。

清代军制是从八旗制度发展而来，并以旗作为军事编制的单位。满族崛起于东北初期，军制即政制，两者并无重大区别。随着后金国势力的迅猛发展，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开始定八旗年军官职名，按班章京相当于总兵，梅勒章京相当于副将，甲喇章京相当于参将，牛录章京相当于守备。九年，增编蒙古八旗，设官与满洲八旗同。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又增编汉军八旗，设官与满洲、蒙古八旗同。因此，在入关前夕，清朝在关外，已有满、蒙、汉军共24旗，兵额达10余万人。各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旗籍的，均有军籍。当时，各旗主即为一旗之长，身兼行政长官与军事指挥官双重责任，组织比较单纯，指挥也比较灵活有效率，令行禁止，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应指出，这种严格地按照不同民族组成不同军队的原则，虽然各旗在编制形式上大体相同，但它们的兵源、待遇以及在政权内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很不相同的。满洲八旗是清代军事力量的核心，蒙古和汉军八旗始...

导读：天地会这个词语相信看过《鹿鼎记》的都有着深刻印象。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天地会这个玩意呢？如果有，他们又是谁建立的呢？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陈近南？一起看看吧。洪门秘籍中有关天地会缘起问题有一个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这个传说表面上荒诞不经，大意是：康熙年间西鲁番入侵中原，清廷文臣武将俱无退敌之策，于是发布榜文，征集全国英雄好汉往征西鲁。榜文传至福建，少林寺僧128人连夜赶赴京城，奏请愿征西鲁。他们在神将“六丁六甲”的帮助下，一举打败西鲁，凯旋京城。康熙欲给以封赏：众僧谢绝，仍归少林寺清修。甲寅年，有人诬陷众僧于征西鲁时通敌叛国，康熙不审真伪，便派兵以焚香为名，前往少林寺，将寺庙焚毁。僧众大多惨死，仅余18人被神将所救。网络配图在逃亡的途中，又有13人被清兵所杀，劫余5僧逃至广东惠州，遇万云龙及幼主朱洪竹、军师陈近南，于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一同结拜，以万云龙为大哥，是为天地会之缘起。于是，洪门天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