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弘光帝曾以对等的礼仪派使者左懋第诏谕清朝，并称顺治帝为清国可汗。在诏书中，弘光帝提出四件事：要安葬崇祯帝及崇祯皇后、以山海关为界，关外土地给予清朝、每年十万岁币，并“犒金千两、银十万两、丝缎万匹、犒银三万两”、建国任便。意图令明朝和清朝共存，通好议和。不过左懋第到北京被囚，使事失败。

　　安南

　　南明初期，安南仍与南明政权保持了较好关系。随着清军逐步南进，安南开始改变对南明的态度。清军进入广西、云南后，虽然南明仍有永历政权，安南各政权已开始建立了与清朝的宗藩关系。这段历史反映了古代中越关系史中，不是正统观念，而是政治实力才是双方建立朝贡关系的基础。

　　琉球

　　南明政权中，只有弘光、隆武和监国鲁王与琉球国有过交往关系。这一时期中琉的交往始于1644年，终于1649年，5年间琉球国6次遣派使臣，中琉关系不仅得以维系，而且保持相互友好交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琉球仍旧尊奉明朝为中央王朝，与明朝的继承者南明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朝贡不绝。《明史·琉球传》称琉球国：“虔事天朝，为外藩最。”

　　1644年，尚贤王遣正议大夫金应元、使者吉时逢等渡明请求册封;因当时清军攻入中原，战乱未平，且又有海盗阻隔道路，所以长时期滞留在福建省。1645年，南明弘光帝即位，遣福州左卫指挥花煾诏谕琉球。尚贤王遣毛大用、阮士元庆祝并再次请求册封。弘光帝以礼科给事中陈燕翼为册封正使、行人司行人韩元勋为册封副使。不过未出航的时候弘光政权就被清军所灭。

　　隆武帝立于福建，遣指挥闽邦基诏谕琉球，琉球还继续遣使向明朝朝贡。1646年，隆武帝为清朝所灭后，琉球仍然向监国鲁王朱以海朝贡。琉球王国也同支持鲁王的建国公郑彩关系密切，郑彩也严禁手下船只袭击琉球贡船。鲁王和建国公通过琉球的朝贡贸易获得了抗击清军所需的硫磺;另一方面，建国公希望从日本购买武器，但由于江户幕府坚持锁国政策而失败了。

　　琉球一直拒绝同清朝建立关系，直到1653年(永历七年)，琉球中山王尚质才遣使前往清朝，决定同清朝建立朝贡关系。第二年，再遣贡使，并且缴换了明朝敕印，请求封号。

　　日本

　　南明前期延续了明朝中期以来的对日政策，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中日关系处于断交状态。随着清军南下的兵锋愈来愈强劲，南明武将跋扈控制朝廷和各个政权相互争夺正统地位的局面的出现，使得抗清形势变得愈来愈严竣。南明政权中不愿亡国的忠贞义士利用他们曾经与日本建立的各种关系，多次前往日本乞求军事援助，希望抗清力量得以扩充。日本态度犹豫不绝，历经曲折，虽然日 本官方并未直接出兵对清作战，但却在历次的南明乞援行动中给予南明抗清势力诸多军事物资援助。这种以军事作战为需要的政治交往，同时带动着中日贸易和文化 交往的展开。

　　弘光政权延续明朝对日政策

　　弘光政权延续了明朝旧有的对日政策，在抗清作战中没有改善中日关系的行动，仍然设置敌视日本的官职，给浙江总兵官王之仁镇倭将军印。

　　隆武政权一改对日政策向日借兵

　　原来与明王朝仇对的南洋海盗商业集团，出于对故土的认同，接受了明朝的招安，并逐渐成为福建事实上的控权者，以郑芝龙为代表的南洋商盗在福建拥立唐王，其子郑成功占据厦门。这些海盗集团原来与日本贸易交往密切，为了扩充抗清力量，隆武政权改变对日政策，积极利用他们与日本贸易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向熟悉的落主武士乃至幕府政府乞师乞资求援抗清。

　　暹罗

　　早在永历政权建立之初，暹罗方面就做好救援准备，但由于情势复杂未有实质行动。后来李定国一度大破清军，南明形势出现转机，向南洋国家请兵的计划也被搁置。而暹罗国王帕拉赛也在1656年去世，子昭发猜即位。但不久帕拉赛王之弟室利，杀害侄昭发猜自立，暹罗内乱。同年，帕拉赛幼子那莱再度政变消灭室利，夺回了政权。暹罗在一年内更迭了四个国王，政局动荡，支援南明的行动也不得不暂停了。到了1658年，那莱王稳定了国内局势，再度着手援明准备。1659年初，云南失陷、永历帝出逃的消息传至暹罗，暹罗君臣商议迎永历入泰避难。但此后不久，永历帝却逃进了缅甸。暹罗与缅甸世代仇恨，听闻此事，那莱王失望不已并担忧永历帝安危，遂派兵至泰、缅边境，见机行使，以防不测。

　　暹罗那莱王闻永历帝殉难，李定国病故，悲痛万分，但亦无可奈何，只好引军南归。此后暹罗为南明晋王李定国立庙祭祀，每到明崇祯帝、永历帝忌日也都举行佛事。后来清朝试图逼迫暹罗臣服，命其交出明朝颁发的金印、诏书。暹罗国小兵寡，但又不愿背明，其王命工匠仿制金印送交清廷，将真物暗中藏匿。

　　罗马教宗

　　永历四年(1646年)澳门葡萄牙当局发兵300、携大炮数门前来助战，一时使南明收复了不少失地。为了感谢传教士，永历六年(1648年)宫中受洗的有嫔妃50人，大员40人，太监无数。其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进行过洗礼，但永历帝本人则并未受洗。

　　永历六年(1648年)十月再度危机，永历帝再次派人赴澳门求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仅以火枪百枝相助，显得微不足道。

　　于是，王太后又决定派使臣陈安德与传教士卜弥格直接赴罗马向教宗求援。她在致罗马教宗的书信中诚恳地祈求“天主保祐我国中兴太平”，并希望教廷多送耶稣会士来中国广传圣教。此书信历时两年之久方才抵达。

　　而当卜弥格携教宗复书返回抵交趾(安南)时，已经是永历十六年(1662年)八月，南明政权已经濒于瓦解，教宗的回信最终亦未能送到永历帝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