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天已至，又逢炎夏。今年7月13日，入伏了。即便本周二开始，山西境内多地降雨，但雨停过后，那片刻的凉意就被迅速蒸发殆尽，人们感到的还是热，热，热。

　　热浪滚滚，席卷半个中国，“三伏天”“酷暑”“温室效应”一类的话题成为媒体关注焦点。那么问题来了，打着“温室效应”鲜明烙印的今天，是不是历史上最热的一个阶段，以后还会继续热下去吗?与现代相比，古代夏天有多热?那时没有摄氏度这样的符号，古人又是如何记录的?历史上关于气温最热的记载都说了什么?有一年仅京城居然热死了一万多人!用网络词语来形容就是——细思极恐!

　　气象记录以来，山西高温极值为42.1℃

　　伏是隐藏的意思，据《史记》文字记载，“伏者，隐伏避盛夏也”。“三伏”是指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大约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一段时间。今年的入伏天是7月13日，恰恰山西老百姓通过体表温度感受酷暑也是在这几天开始的。我国华北、华南等地上周末起开启“烧烤”模式，山西也不例外，除朔州外，全省各地均有高温出现，最高气温超过35℃的县市有34个，其中孝义为省内最热，达37.2℃，这也是我省入夏以来范围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

　　山西高温天气一般出现在5月至8月，最早可在4月中旬出现，最晚出现在9月中旬，5月下旬到8月下旬是高温天气的多发时期。其中，6月下旬高温日数最多，7 月下旬次之。有气象记录以来，太原历史上最热的一天出现在2010年7月30日，最高气温达39.6℃。全省高温的历史极值为42.1℃，出现在2005 年6月23日，运城的平陆。

　　我省地处大陆东岸中纬度的内陆，东距海岸虽只有300-500公里，但由于省境东部山岭阻挡，气候受海洋影响较弱，在气候类型上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总的特征是：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夏季南长北短，雨水集中;春季气候多变，风沙较多;秋季短暂，天气温和。全省日照充足，热量资源较丰富，但灾害性天气较多，“十年九旱”;境内南北狭长，山峦起伏，地势北高南低，南北气候差异显著，昼夜温差也较大。

　　据截止到2010年的资料统计，全省11市的年平均气温在6.55～13.19℃之间(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出现在朔州市和运城市)，11市的年平均气温均呈极显著升高趋势。从上世纪60年代起，50年里全省气温升高了1.475℃左右，年降水量近些年呈现出下降趋势，大部分地区降水量都减少，主要减少地区在太原、阳泉、榆社、长治、阳城。

　　山西气温一年比一年高，这是公众感受比较明显的。山西的气温有年代际变化特征，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处于偏冷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气温总体呈偏高态势。

　　为什么我们会感到越来越热，专家普遍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温室效应。何为温室效应?百度百科上解释是透射阳光的密闭空间，由于与外界缺乏热交换而形成的保温效应。具体说是太阳短波辐射可以透过大气射入地面，而地面增暖后放出的长短辐射却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物质所吸收，从而产生大气变暖的效应。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工业的迅速发展，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相应增多，同时森林被大量砍伐，大气中应被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没有被吸收，由于二氧化碳逐渐增加，温室效应也不断增强。专家提出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地球像是呆在一口倒扣的铁锅下面，吸热速度远大于散热速度，如果汽车尾放继续扩大，森林绿地规模持续缩减，温室效应只会加重，人们感觉到越来越热，就是必然，无法逆转。

　　古代没有温度计，但会形容“七月流火”

　　在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热灾”。摄氏度这个概念，也就百十来年吧，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古代有多热?尽管古代夏季气温资料极为缺乏、简单，直到明清之后才略微丰富详细起来，但古代文人笔下有关“天太热”的记述，多少弥补了气象史料的短板。

　　古人形容夏天炎热最出名的一句话，是“七月流火”。此说出自《诗经·国风》中的《七月》一诗，诗歌开头即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有人认为七月流火是指天文现象，但此古语现在已被通俗形容暑热)。

　　周代历法中的第一个月与夏历(阴历)不同，是夏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历正好提前两个月，也就是说“七月流火”，实际是形容夏历的“五月天”，相当于现在公元阳历的夏季六七月。从“七月流火”来看，西周时期的夏季气温确实不低，可能比现代要热。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来看，《诗经》中原意的确是指天热，表示“七月还很炎热，九月就已秋凉”。《诗经》成书于周代，其收录诗歌的创作时间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时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过短暂的寒冷期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温暖，夏季气温比现在约高2℃。

　　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的统计分析来看，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与“霜灾”并列，约占总数的1%。历史资料上看，从隋唐到北宋初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

　　三伏酷暑的极端天气在两宋期间较多，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

　　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 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则是“太热了”。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宋史·五行志二》上还说“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放在眼下，这一杯水能值十多块人民币了，搁到现在也是饮用水中的奢侈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贵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众”。

　　乾隆八年的超级三伏天

　　老百姓喝不起一杯水的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其中就有来自山西浮山的县志记载。

　　“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这是乾隆年间《浮山县志》里说的。反映同一事件的官方记载，还有“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天津县志》)、“(五月廿八(7 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熏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高邑县志》)、“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青城县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　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形势紧迫，乾隆皇帝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专家的研究换算，乾隆八年(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1942年，华北出现了极端高温纪录42.6℃、仍低乾隆八年1.8℃。